这些年的胡适研究成果不少。但是据我所见，对胡适的晚年研究略少一些。近来有一本《角色与命运》（三联书店，2003年9月）出版，是专研究胡适晚年（1949――1962）的，我就读了。著者杨金荣是专攻民国史的人，他从民国史的角度和视野看胡适，看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新鲜而有趣。我记得胡适当年评论陈寅恪，说陈
我记得在五四运动高潮中，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留一启事乃离校而去。启事有云：“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后来他说，实因校务以外的种种“缠绕”而疲劳不堪。那是自由主义者排解不了的苦恼吧。后来，经劝说，他又回去了。约40年后，也就是1960年3月，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胡适和雷震等是坚决反对）后，对台湾自由主义者胡适和雷震等人施以打击。这时雷震到胡适府上见胡，胡向他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这都是你的灾害！”这话听来有点气急败坏，有点埋怨，大不似以往与雷震同办《自由中国》，并肩而斗专政的友谊。胡适也累，也烦，也痛苦。但是他本来比蔡元培更能吃苦，更坚定。这里，我觉出，他是怕了。到9月，雷震被捕，等待他的是十年铁窗。又据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胡适当时向记者说：“大失望！大失望！”并说：“我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说时当然可谓大义凛然。但面见蒋介石时，蒋严厉地说：“我对雷震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也就不敢多言。蒋话锋一转，又说：“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只好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等等。（参见《无地自由》442―――444页）此后，胡适没有到狱中看过雷震，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等人都说“胡适这个人，真未免太……”后来胡适的秘书、好友唐德刚也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但是，我并不责备胡适的怯懦。自由主义者，中国的，大约都有几分怯懦的。本书的第七章引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格里德说：“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这里也许还不单是“提供答案”，而是暴力向他们提供现实的、现成的答案。
所以这本书里以当前的“统独问题”来辩解当年胡适的作为，说他眼光远大，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过分地为“容忍比自由还重要”找学理的深度，也时有牵强。他之所以容忍，是因为他不得不容忍，他怕了。请想，不怕的有几个呢？后来胡适对这种境遇还说过：“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书里的一节的标题是《“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晚年自由主义的无奈》，这个说法令人相信。他是无奈。这使我想到近年王元化先生对卢梭理论的探究以及他与吴江先生的讨论。把胡适的自由主义与作为集权主义的根据的卢梭理论扯在一起，有点滑稽。但滑稽就滑稽吧，因为我能扯上。王元化《反思录》122页附吴江信里说得集中，就引下几句：“卢梭认为每个人都是主权者，这个主权包括人生来就有的自由和平等。但卢梭同时认为人们由于在自然状态下生活遇到障碍，因而需要用契约将每个成员组织起来，即组织成国家，每个成员把自己的主权（权利）交给国家，构成共同意志。……卢梭的理想是每个人为了社会利益，都放弃自己的主权，每个人服从共同意志，也就是服从自己。”如果强迫一个人服从，“也就是强迫他自由”。胡适这时服从了那个政权的“共同意志”，他“宁可不自由”，但也就是服从他自己了，“也就自由了”。我看过一本《伯林传》（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罗妍莉译），英国自由主义大理论家伯林提出“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他说的“积极自由主义”好像就是这种“宁可不自由”的自由主义。反正也是自由主义。《角色与命运》一书的副题是―――“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这提法很好。这困境也是一种悲凉、悲壮，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也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