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曾经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从荷马开始，文人试图在吟咏英雄事迹的同时为自己的职业赢得尊严。然而，从某一天起，世界上没有了英雄（或者说英雄越来越少，不够数量庞大的写作从业者来瓜分），而且读者的兴趣也发生了变化。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由于惯性，文人只好自己创造个人神话。这一“封圣”过
王尔德感叹道：“很少有作家既能躲开责备又能直接处置生活。”当作家去写报纸“版面”上需要出现的日常事物时我想就更难了。那些有巨大才能的人肯屈尊为报纸写作这类题材的原因令人困惑。兰姆为《伦敦杂志》写专栏文章可能是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工作太忙，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允许他写长文。克劳斯在他自己的报纸《火炬》上写下了30000页的文章，原因在于很长时期里他是这份报纸惟一的撰稿人。而切斯特顿的写作动机就让人琢磨不透了。他写作诗歌获得好评，长篇小说《名叫星期四的人》能让后人反复提起，布郎神父系列侦探小说不仅好销，还让他建立了在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他自学成为学者，其文学评论《罗伯特・布朗宁》和《查尔斯・狄更斯》等重要论文自成一家，超过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水平。这个以精力充沛和体形矮胖享誉英伦的作家后来拥有了自己的刊物《G．K．周刊》，可他也不间断地为《伦敦新闻画刊》每周提供一篇专栏文章达31年，直到去世。
本雅明指出：“专栏的巨大市场给撰稿人提供了巨额的报酬，并帮助这些作家赢得了名声。”可是对于兴趣广泛而富裕的切斯特顿来说，这些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对于天生为伟大事业（20世纪的现代派作家将这一过程转变为内心的伟大探险）唱赞歌的文人来说，写专栏是个苦差事。本特雷（E．C．Bentley）说过：“被像时间和空间一样的铁律所限定。赶时间交稿总是要折腾一番。脑子里装一个截稿日期总是一个麻烦。”对此，卡尔・克劳斯说：“一个报章作者，被截稿日期所激发：如果他有更多时间他反而写不好。”奥登认为，切斯特顿是英语文学中最杰出的“警语大师”之一。我大胆猜想，切斯特顿由于头脑“聪明”而无法不经常产生大量的“警句”，而当这些“警句”类文字无法诉诸其他的文体时，写一篇专栏文章就成了他顺理成章的宣泄途径。（中国读者就是在大学英语课本及衍生读物中首次接触到了切斯特顿。）
令奥登奇怪的一点是：“虽然他很讨厌80年代和90年代的那些唯美主义者，但他继承了他们关于一个作家应该坚持不懈地做到‘聪明’和警醒讽刺的信念。”我发现王尔德与切斯特顿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酷爱的那种似非而是的悖论或称佯谬（paradox）。王尔德留下的警句有：“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生活模仿艺术，胜过艺术模仿生活。”由于其文章中paradox异乎寻常的密度，paradox变成了王尔德的标志。安东尼・伯吉斯有句名言：“作为一个圆滑的牛津人，你具有凯尔特人paradox的特点。”由于笔者对世界民族史缺乏研究，所以对伯吉斯这句关于凯尔特人特点的说法的真实性不好表态。倘若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么我们发现不仅出生于爱尔兰的王尔德有可能是凯尔特人，出生于爱尔兰、同样善于使用paradox并与切斯特顿展开过著名论战的萧伯纳也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妨作这样一个类比，在中国作家中，擅长“调侃”这一“技艺”的多半是北京作家。）而切斯特顿出生于伦敦肯辛顿，没有凯尔特人善于使用paradox的“语境”。他擅长的paradox多半是学来的。（在中国，喜爱切斯特顿的钱锺书就擅长中国读者不熟悉的paradox，可见也是从英语中学来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切斯特顿在论战中曾多次挫败萧伯纳。一个传播很广的笑话讲，萧伯纳企图借身高（萧伯纳的身高曾经使鲁迅后悔30年前没有多做体操）嘲笑矮胖的切斯特顿：“要是我有你那么胖，我就会去上吊。”切斯特顿不假思索，立即回敬这个干瘪的高个子：“要是我去上吊，准用你做上吊的绳子。”
唯美主义的信条“为艺术而艺术”在糟糕的时候会变成“为趣味而趣味”，因此切斯特顿在paradox中力图赋予更多的含义。他在《论悠闲》中一语道破现代人对悠闲的无知：“他们似乎是以非常辛勤的方式享受闲暇。”对于那些寄希望于未来而不愿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当代思潮，他指出：“只有过去才包含着全然未预料的事情。”“未来是死的，因为所有的未来主义必定是一种宿命论。它不可能预见到人类行为中的自由部分；它只能预见到奴性部分。”对于盛行的感伤主义，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个词总是用于贬义，而且几乎总是恰好用在它用不上的地方。”在荷兰，他说：“第一个印象竟是觉得它从我们的国家美术馆里偷来了它的风景。”
对于政客们抛出的耀眼气球，他往往会掷出犀利的一针：“那理想主义的火，开始和结束都是一团烟。”这种报纸专栏的尖锐性往往是有其对立面与“上下文”的，有时并不能将之扩展到别的领域。对此，卡尔・克劳斯深有体会：“一句格言并非与真理刚好相符。它或者是半个真理，或者是一个半真理。”我想正是清醒地意识到报纸的局限性，他们才突破了这种局限性。切斯特顿自己也说过：“再也没有比那种毫无局限性更卑下的东西了。”从不爱看报纸的博尔赫斯（他认为报纸上的东西都是短命的急就章）却一生都喜爱切斯特顿的文章，原因就在于此。
强调切斯特顿的局限性并不是说他的思考不具有预见性。奥登发现：“切斯特顿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性的批评，他对庞然大物、大买卖、大商店的不信任以及他对未受引导和未加控制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的示警（并非反对――笔者注），在当今甚至比在他的时代更正确。”相比较而言，海德格尔那篇更加系统、引起更多知识分子注意的《追问技术》则发表于30年后。另外，他在《查尔斯・狄更斯》中的一段关于狄更斯在街灯下流浪的描写得到了本雅明的激赏并启发后者写出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几个重要片断。
在切斯特顿种类多样的随笔中，有一篇《关于成功的谬论》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具有现实性。在文章中切斯特顿对泛滥于他那个时代的“励志书籍”表示了最大的轻蔑。他说那些书“是由那些甚至连写书也不能获得成功的作者撰写的。”与此相比较，他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人胆敢出版一本关于电学的书而其中简直没有电学的内容。”他一针见血地说：“它们的内容简直没有任何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字面意义。”因为“任何一种体面的职业，要取得成功只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靠最好的工作，另一个方法则是靠欺诈。”假如说“励志书籍”的确“有用”，那“它们不是教导人们取得成功，而是教导人们变得势利。”对于在中国如今过多过滥的“励志书”，此文的确值得出版界一读再读。
《切斯特顿随笔选》的出版可能源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月刊出于培养作者的需要，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印数只有3000本。比所谓的“自费”出版书籍的印数略高。译者沙铭瑶的编辑思想颇为大胆：遭到奥登轻视的某些纯粹为娱乐而写作的篇章如《我在衣袋中发现了什么》、《谈躺在床上》、《一支粉笔》都赫然在目。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即使和奥登相比，我们的文人也太“严肃”了。假如说一个人不会轻松，那么“严肃”就算不是无能，至少也不能说是美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