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简介：
弗列德里克・詹姆逊（又译为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1934年－），美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生于俄亥俄州，196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留学法国和德国，精通法文和德文。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圣地戈分校、耶鲁大学和
国外多所大学。1985年至今任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比较文学教授，曾4次访问中国。主要著作有：《萨特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辩证的文学理论》、《语言的牢笼――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判研究》、《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述》、《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与空间》和《文化转向》。他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来阐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模式，指出电视的普及使人类生活视像化，形象取代语言成了文化转型的标志。形象就是商品。詹姆逊成了当代欧美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等待会面
1994年元月初，我从哈佛到达杜克大学的第二天，文学系秘书告诉我：詹姆逊系主任几日内将接见我。我又惊又喜：喜的是很快将见到这位闻名全球的文艺批评家；惊的是时间太紧，怎来得及准备？我以前见过几位大学者，他们喜欢反问你几个问题，摸摸你的底。所以我得好好准备。
弗列德里克・詹姆逊教授原是耶鲁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陆续有论著问世，后转到杜克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他和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并称为当代西方两大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两人既是同行又是朋友。我到杜克大学前不久，伊格尔顿刚回剑桥大学。他在文学系当了一年客座教授，授课时场场爆满。
与美国其他大学不同，杜克大学的校园分东、西、中三大区，校本部在中区，英文系等系和校图书馆都在那里。附近有个闻名遐迩的大花园。五颜六色的郁金香与北边水库里戏水的中国鸳鸯交相辉映，吸引着北卡罗莱纳州各地的游客。文学系在东区，那里还有几个系和其他设施。每5分钟有区间车与西、中区对开，一律免费，十分方便。
亲切交谈
过了两天，我准时到文学系会见詹姆逊教授。他的办公室与书房相联。走进书房，首先看到的是墙上一张毛泽东标准像，其他三面全是落地书架，排满了各类图书。过了书房就是他的办公室。只见办公桌对面上有马克思和列宁两张标准像，像的下面是一张大沙发。詹姆逊先生请我坐下，并端上香喷喷的咖啡。我环顾四周，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位美国知名教授的办公室，室内的精心布置显示主人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
詹姆逊教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话匣子很快就打开了。他首先欢迎我以富布莱特高访的身分莅临杜克大学，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来访。他曾在北京大学待过4个月，留下许多美好的印象。他到过桂林等几个城市，对中国文化和自然景观赞不绝口。他顺手指着背后墙上几幅画。我定睛一看。是4幅桂林山水画。他笑着说，山水画内涵很丰富。多看几遍，仿佛走进了大自然，心情豁然开朗，才思泉涌。我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果然，詹姆逊话锋一转，对我发问：中国研究生现在读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们比较喜欢哪几本？我一一简短地作了回答。他又问我：读过他的什么书？我说，读过他的《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4本，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是第4本，已成了我们研究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必读参考书。据了解，京沪等地的同行也在读他的书。他听我一说，得意地笑了。
耐心答疑;
接着，詹姆逊教授详细而热情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边听边做了笔记。我首先提到他在专著里谈到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产生了与其相适应的3种文化模式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詹姆逊说这个问题他在论著里多次论述过。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大众化了。文化工业的出现是它的主要特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和意识等领域里到处存在。艺术作品日益成为商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商品化的意识同时影响了人们的思想。
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追求的是高雅文化，主要特征是“焦虑”，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对一次大战后欧洲文化衰败的焦虑，但仍有个自我，尽管作家感到孤独。后现代主义则让你体验一个变了形的世界，你已在“耗尽”中失去了自我，即自我消失或自我的“零散化”。这就是二者的主要区别。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会出现伟大的作家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阶段也会像以前那样，会产生伟大的作家。他觉得E．L．多克托罗和伊斯梅尔・里德的小说都很不错。
末了，我顺便问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看法。他笑着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读过5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这使我肃然起敬，不由想起留学生刘峰的介绍：有一次，全美文艺理论研讨会在杜克大学召开，詹姆逊教授在主题报告中一字不漏地引用和背诵了毛泽东的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结果语惊四座，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室外传来的电铃声提醒我：我们的交谈快两个小时了。通常一次会见是一个小时，我告辞了。詹姆逊教授给我推荐了几本文论的参考书。并建议我也去听听芭芭拉教授、兰特里基亚教授等人的课。末了，他一直送我到大楼门口才依依惜别。
情有独钟的教授们;
过了一周，我应邀参加一次聚会，气氛友好而热烈。经济系的德列克教授手上戴着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手表，他自豪地对我说：是他访华时在广州买的。东亚系系主任王教授说：他们几个系常联合起来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近期将请北京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俞可平所长来讲学，欢迎我去参加。随后不久，我真的见到俞可平所长了。原来他在厦大读了3年硕士，毕业后考取北大博士生，最后成了中国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他说他很怀念厦大的校园生活。没想到在异国他乡见到了自己的校友！
我也去听了女教授芭芭拉的文论课。那天上午，她领着十几位博士生细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逐句逐段地解读文本，然后进行课堂讨论。题目是：什么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的关系如何？博士生发言十分热烈，令我感动不已。我觉得詹姆逊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情结已经影响了一些老专家和年轻有为的新一代。
这种影响从每年入学考试也可以看出来。文学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莫伊教授是个著名的女权主义文论家。她告诉我：每年报考詹姆逊博士生的大学毕业生达300多人，大都来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牌大学。录取的仅12至15人。可见，詹姆逊教授在美国大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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