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对技术也许国家有时候可以计划方向和项目。对科学，首先要明确：国家可以规划“林区”、而不宜具体种“树”。中国科技史上成功经
验（主要是“两弹一星”）是对技术的计划，不是对科学的计划。
■如果中国根本改变视科学为后车厢的思想观念，真正体现要让科学做火车头的重要部分，国家对科学投入的态度就不是施舍，而是愿望。国家对科学的支持首先要改变滞后经济发展多年的现状，尽快达到和GDP增加形成良性互动。
■国家规划也许应该多用精力来理清思路、协调各部委不能解决的问题、制订统一的规范，极大地改善中国的科学环境。
目前，中国正着手制定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目标是指导和推动全国今后15－20年的科技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准备具体计划十个（或二十个）规模在几十到上百亿的重大课题。这里，我想讨论科学规划。其中有些对技术适用、有些不适用。本文希望在回顾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说明：中国为什么还必须对科学体制有根本的改革；科技中长期规划与其用来具体规划课题，远不如用来具体改变体制中不能由各部委来解决的重大和长远问题；具体计划课题、而不改变体制，有本末倒置的效果，也可能延误一次改革中国科学体制的时机。
应管“林”不管“树”
科学和技术的规划有很大的不同。对技术也许国家有时候可以计划方向和项目。对科学，首先要明确：国家可以规划“林区”、而不宜具体种“树”。中国科技史上成功经验（主要是“两弹一星”）是对技术的计划，不是对科学的计划。
国家的对科学的“林”区规划，主要是体制和经费。科学的方向和课题都是属于“树”，不是国家规划的重点（而且常规来说不应该由国家来计划）。对于科学，国家不应该计划课题。中国已经明了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有效率，而中国迄今科学体制改革不够，使科学体制和计划经济还很近。多年来国际科学的历史证明，科学的真正前沿和最激动人心的突破，不是靠计划可以得来的。70年代美国政府对癌症宣战，但是因为攻克癌症没有足够科学基础，所以也就不可能像技术计划一样有圆满的答案，最终趋于失败。而新型的生物技术产业，却是由没有计划的科学发现而带动后在70年代创立的。
从国际上知名科研机构的管理经验来看，科学也不能计划。英国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7年佩鲁兹（MaxPe?rutz）创立LMB后，它有12人7次获得生物和化学诺贝尔奖。LMB由很少成员逐步发展成一个研究所，其创始人和多年领导者佩鲁兹曾获诺贝尔奖，也常为英国科学做评审和管理咨询。如果从可以对科学进行计划的观点推理，佩鲁兹应该最适合总结如何进行科学计划。可是，佩鲁兹明确地写道：科学发现是不能计划的。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法莫施（HaroldVarmus）领导年经费2百多亿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以后，也从来不推行科学课题或者方向的计划，而是成功地提高国家科学经费、同时推出改善全国生物医学经费评审的措施、整顿院内研究人员评估规则。简而言之，如果领导大学内部一个研究机构的英国科学家佩鲁兹，和一个领导全国大型机构的美国科学家法莫施都不推行计划科学，没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可以在国家层面计划科学的课题或者科学的方向。
如果计划经济不行，计划科学就更加不行。发展经济最基本的目的是生产要满足人的需求，一般人（更不用说专业研究经济的人）总以为自己大概知道人民的需求，所以如果简单地想，经济好像是可以计划的。可是各国历史都证明计划经济没有生命力。而科学本身就有前沿的不确定性，多数人对科学前沿的突破方位、时机和途径也不清楚，要国家来计划就更不明智。国家层面不能创造性地计划科学课题或科学方向，因为那样风险太大。但是如果国家都做保险系数大的计划、那也就必将是科学界最常识的东西，这样的计划对科学没有指导意义、计划过程本身就成了浪费时间。
求“大”的副作用太大
据说，这次的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准备具体支持十个（或二十个）重大课题。其中相比不仅有技术、而也会有科学的课题。据信，规模都在几十到上百亿。我认为国家具体计划这么大规模的科学课题的做法，是错误的。
从国际上看，物理科学有时有过大课题，例如那些需要大型加速器的物理研究。生命科学也偶尔有过大课题，如基因组测序。但是，常规的科学是小课题。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绝大多数也是小的科学课题研究的结果。
既然国家喜好大题目，那么科学家就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坚持原则，不参与。这样的科学家冒着可能逐渐在中国被边缘化的危险。第二种是妥协。即不完全做不切实际的大科学、但仍加入目前体制。一个常见办法是将许多的小科学课题、在名义上整合成一个巨大的课题。但事实上科学不是靠组织就能随意“整合”的。第三种科学家在国家科学规划精神的鼓舞下，就可能故意找大题目，甚至不惜小题大做，这样有些科学价值有限或者极小的，中国却可能给很多经费。
国家规划的方式确定大课题还有一个弊端：在国家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将导致科学课题在获得支持方面的竞争变得不公平。中国目前科学界总量还相当小。我估计生物医学的实际总研究能力不超过华盛顿大学，最多不超过两个华盛顿大学的规模。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课题占用了某个专业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科学家的情况。
在国家规划大课题的精神推动下，中国科技界已经开始有说法：以后鉴别贡献是看谁能发起和领导经费大的课题，而不是课题出什么成果。小科学课题通常最容易的检验是在国际上发表同行评价的论文。而中国在鉴定、评估大课题是有一套做法的，这就是有主管部门邀请国内人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本身大课题就包涵了国内一个行业许多人，而主管部门又绝对不希望说自己管的经费被浪费了，越是大的经费，主管部门越不能接受浪费的结论。所以这样的评估，不用进行就知道结果。
我近十年观察和比较后认为：中国科技界出现学风问题和好大喜功的毛病，关键不是科学家，而是体制造成的。是所谓“皇帝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现代翻版。有些人是本身素质差，以东郭先生的身份在中国科学界不健全的体制下蒙混。有些人如果在好的体制和压力下，本可以多做有真正价值的工作，但是在不良体制和风气影响下却会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价值不多和有副作用的项目。少数能坚持原则的人，却有被排斥在中国科技界主流以外的危险。因为非学术原因而喜好大课题，也派生出讲科学报告时喜好讲大题目。在美国很多专家都是讲具体的科学问题，几乎没有、或很少人做报告预测21世纪科学、畅想某个学科未来。回中国如果见不到题目是“21世纪的”某个学科和技术的演讲，我有时疑问自己是否没有倒过时差来眼睛看错了。
科学是火车头，而不是后车厢
二战以后对美国科技发展起了重要领导和推动作用的布什（VannevarBush），技术出身而且长年对政府和管理有影响，他强调对科学不是计划、而是增加支持使国家能不断进入新的前沿。他认为，如果以前人类发展是靠开拓物质的边疆，那么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是无尽智力的边疆（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
我们如果比较美国和中国对非国防科学的支持，可以看到国家层面的理念是不同的。这里以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为例。美国对生物医学的科学研究（不包括临床医疗服务）支持有几个渠道，国家层面主要的一个是国立健康研究院（NIH）。我们如果看美国过去60年来对NIH的支持，同时对比美国当年的总体经济指标GDP，就会发现：美国对科学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是先导于经济发展、在一般时期是齐头并进。1938年，NIH年度经费是46万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百万分之五。1957年，NIH的年经费是1亿4千7百万美元，占GDP的万分之三，这是战后资源分配极大的改变，和1938年相比，生物医学在美国国家资源的占有比率提高了将近一百倍。苏联卫星上天后，刺激了美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全面和大力的投入，而且不是只应付航天和军事方面，NIH这样的科学机构投入也大量增加，到1967年其经费首次超过10亿美元，占GDP的千分之一点三，比率较1957年增加4倍。1975年，NIH经费跨过20亿美元，GDP的比率维持在千分之一点三。1993年NIH经费跨过100亿美元，占GDP的比率千分之一点六。2002年跨过2百亿美元，占GDP的千分之二点二，2003年达到271亿多美元，占预计GDP的千分之二点五。这些数据我们看到在美国总体经济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国家对科学的资源分配提高程度是大大高于其他方面。在国家总体经济规模比较大以后，科学绝对投入量不断增加。占GDP比率要么维持恒定要么增加。
再看科学投资对美国发展的影响。5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创立于英国，但其蓬勃发展主要在美国。到70年代重组DNA技术在美国发明，生物技术产业也就首先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现代产业随之兴起于美国并茁壮成长，而且使传统药物工业成为生物药业，并改造了传统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在美国的诞生，和美国50年前的先导支持及以后持之以恒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另外，对NIH的支持还导致了许多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人群健康的改善对国家经济还有不容易计算的贡献。
中国总体GDP已经在1994年超过美国1967年的GDP，而中国目前对生物医学的支持不到美国1967年的水平。如果中国立即改善对生物医学的支持，使中国对生物医学的支持达到美国1967年的水平，相对于中国GDP增长来说，也已经滞后10年。如果不迅速改善，照目前速度，中国生物医学很可能滞后自己的经济发展20年。
美国最初对生物医学的支持，并不是有任何人或者国家机构所计划形成的，没有人在五、六十年代能预计70年代生物技术产业会诞生。对生物医学的支持理由一部分是人类健康的需要、一部分是对科学研究的信心。国家提供的是经费和管理体制，让科学界竞争，产生当时意想不到的结果。
中国在整体科学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想解决重要的问题，自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在中国对结构生物学支持不足时，希望合理设计现代新药，这和要求从三层楼开始建造大厦没有多大差别。SARS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希望赶快找出病原、提出治疗方法。因为中国找错了病原，有不满和叹息。中国多年来整体生物医学资源稀少，有急病发生时要求马上有成果，无异于缘木求鱼。SARS发生后，局部增加投入到疾病控制中心、而没有跟进对微生物学的支持，这样还是治标不治本。不用说中国还有其他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疾患没有解决，就是再发生几个传染病，中国找出病原的可能仍然不大。因为中国并没有通过这些教训而采取了根本的、积极提前的措施，而只是取得了跟在危机后面的、被动的经验。这和中国将科学作为后车厢的思路是一致的。
如果中国根本改变视科学为后车厢的思想观念，真正体现要让科学做火车头的重要部分，国家对科学投入的态度就不是施舍，而是愿望。国家对科学的支持首先要改变滞后经济发展多年的现状，尽快达到和GDP增加形成良性互动：携手并进或者在适当时候对科学的支持还要超前于GDP增加。
反对中国加大支持科学的人，有几种观点。一种是认为科学对经济作用小、技术作用大。可是美国对科学的大力支持，不是美国人对知识有特别的天然爱好，国家对科学支持原因是因为科学是技术的源泉、是现代经济的先导。英国这样一个只有6千万人口、国土面积稍大于福建省、资源不多的国家，却有稍高于中国全国的GDP，也是和它多年的科学领先分不开。日本曾长期偏好技术，可是在近年经济停滞期间，却大力增加对科学的投入，不是因为日本国家经费过剩、而是认识到科学对现代经济的推动。新加坡这样GDP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最近在生命科学的投资也远高于中国，不是新加坡的当政华裔对科学知识的爱好远高于中国本土的人，而是希望能以科学带动技术和产业。
一种反对中国加强科学观点是：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不能有很快反馈。这种针对基础研究而否定整体科学本来就不对。加强科学当然包括加强应用科学。国家可以大体对基础和应用的比例有相当影响，而且可以因为国家突发性事件适当时候调整应用研究。但是，有些学科的基础和应用是连续体，不容易分开，比如做红细胞生成素始于基础研究，但不久就成为应用上最有效果的一个药物，并且长期有经济效益（十几年维持10亿美元的年销售量，去年达40亿美元）。否定基础研究的人实际是寄希望于美国做基础研究，而中国却能很快做应用研究。一般情况下，如果有应用价值，做基础的研究小组中很容易有一部分人会做应用研究。应用成果的苹果掉到离基础研究的大树很远的情况是不多的。
国家对科学的支持，反馈到国家有快有慢。快的数年之内见效，容易被接受。对国家决策者来说，有一部分做出的对科学支持、其结果在决策者任上不能显示。事实上，也正因为这样，有许多短视的决策者不愿支持科学。不过，从国家历史来讲，是只看重在任上就彰显的业绩？还是对国家发展高瞻远瞩，也看重为人民建立有历史功绩的、可以流传子孙的业绩？也许对这两个不同方式的选择是历史和人民评价领导者的一个重要标准。
改革体制可大有所为
中国科学体制还有严重弊端，有些问题是根本的，不是任何部委分别可以解决而需要国家层面来解决的。国家规划也许应该多用精力来理清思路、协调各部委不能解决的问题、制订统一的规范，极大地改善中国的科学环境，使中国的科学能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
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经费管理体系。建立合理、有效、尽量公平的科学评审和经费管理体系，可以提纲携领带动整体改革。国家层面主导经费管理体系，确立竞争和评审原则。各研究机构、学校因为要适应国家体系而自己也要改革跟上国家体系的步伐。科学研究人员看到真的科学、优秀的科学是他们生涯最主要的希望，从而会集中精力竞争做好科学。对于中国已有的比较成功的经验，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应该更多支持。
目前管理体系中科学经费“政出多门”使中国科学管理无法全面安排。而且标准无法统一。除了和科学有关的部委以外，其他部委包括计划、财务的部委也不时可以对某些科学项目感兴趣，不规范地、不经过合理评估地发放经费。这样的做法，干扰国家规划，也扰乱科学家工作。因为这些部门的经费不是正规固定的，即使邀请专家评价，因为专家觉得这是临时的经费，所以评价不认真、走过场。非科学管理部门的单项经费额度有时比科学管理部门的还多，造成大经费额而评审严格程度远不如小额经费的情况。也助长一些科学工作者不以科学为重，而是费尽心思以科学为幌子去争取资金，腐蚀了科学界。
中国目前科学管理体系，行政严重地干扰科学。一个有效率的体制，应该是行政和后勤人员全面支持和服务于前沿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使科学家感觉不到行政和后勤人员的存在，全力以赴专心工作。但是，目前重要的科学课题评审不是由前沿科学家主导，而是由行政、甚至有时财务部门来主导。行政领导如果看重学术，那是科学的运气，而实际上使科学走偏的现象常常发生。另外，中国目前体系一般行政人员权力过大，造成在中国科学经费总体远低于美国的背景下，中国科学经费分配过程的成本却远高于美国的现状。在目前社会风气下，有相当多的（特别是在北京的）中下级行政人员在给国家科学领域办理行政事务的过程中，获取各种形式的私利。久而久之，有些人的态度俨然以为自己是将经费施舍给科学家，而忘记了这些经费是中国人民用来发展科学、推动国家科学进步的经费，中下级行政人员应该是科学工作的服务人员而不是科学家的恩人。
中国体制需要明确将国家科学机构和私人公司分开。目前体制没有制止这样公私不分的情况。这样助长产生了一些国有科技机构和私人公司两个名称、一套人马的现象。比如作为科学机构，它可以申请国家的研究经费，但是这样的经费如果和企业账目混在一起，企业可以从国家科研经费“得利”，这样它不一定要开发能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不一定要走向市场，因为只要向国家申请“科研”经费，就可以“盈利”和“分红”。这样的科研机构同时也不向科研负责：它可以强调本身目的不是发表论文，就不接受科学评审。也就造成市场和科技两方面都不能监督的局面。所以，中国需要制订新的制度，使科研机构和私人企业明确分开，这样国家支持科学，科学研究产生的技术或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可以由企业买专利后开发、推向市场，但是企业要经受市场考验、不能用科学机构的科研经费。这样才有利于科学、企业良性发展。
我小时候跟着父母下放过农村，在那里开始上学到四年级，近年我也去过。农民们辛辛苦苦一年的结果很有限。如果这个体制不时出现一些主要为了好大喜功而制造出来的课题，我情不自禁会想到其成本是可以够几万个农民生活好几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不提出中国科学管理体制尽快根本改变是不对的。中国科学体制不会一蹴而就地达到完美境界，但是现在有条件、是时机应该重大变革了，这样才能对得起普通人民、对得起过去几代科学家和真正推动中国科学进步的前辈前赴后继的努力。
（本文是删节版，少量文字略有改动，原文13000余字，题目为《国家科学规划：深刻改造管理体制，而非具体计划科学课题》，全文可见《科技中国》改版后首期2004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