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小说文库》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4月
库切－想像力
在《身份变乱的寓言》一文中，我曾经讨论了库切小说《耻》的主题和形象的当代意义。我认为，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分裂”主题，到当代文学的“身份分裂”主题，是文学史半个世纪以来的时光隧道，库切的写作穿越了它。（《人民文学》2004年1期）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个貌似越来越“整一化”、“全球化”的世界内部，进一步崩溃的征兆及其文学化表述。当我读到库切另一批小说（五卷本《库切小说文库》，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版）的时候，我更坚信自己的判断。我被这位作家的想像力和思辨力所折服。缺乏思辨的想像力会变成装神弄鬼，缺乏想像的思辨力是说教者所为。在我看来，对于一位真正优秀的作家而言，这两者应该是合而为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位好作家的才能高低和心智宽度，从而也是其作品产生真正的社会效果的基本前提。
我并不想将每一次阅读都写成文章。但当我看到各大媒体和互联网都在一窝蜂地报道一位中国著名作家对他的误解和攻击时，便想写下一些对库切的阅读感受。因为那位中国作家所攻击的两点（想像力和性主题），正是库切创作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同时，这一攻击恰恰暴露了那位中国作家想像力的偏狭和心智的窄小。
想像力不只是心血来潮的所谓“灵感”，即使与想像力相关的“虚构能力”，也不过是想像力中一个不大起眼的部分。面对“历史”和“现实”构成的现世秩序和逻辑的想像力，只能是一些修辞学的把戏。真正的想像力是超出“现世”逻辑的，它对“现世”秩序构成批判，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未来”的话，这就是起点。想像力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叙述能力，将“不合理”变成“合理”的思辨能力。“可能”和“合理”是对世俗理想、秩序和逻辑边界而言的。超出这个边界，就是“不可能”或“不合理”，而试图通过“教化”和“道德禁忌”来剿灭那些“不合理性”，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俗功利主义世界最大的理想。文学想象（“浪费性”的非实用语言），或者性主题（违反现代经济学成本核算原则的肉体行为和色情想像），就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不合理”变为“合理”的工作，它让世俗理想和秩序感到烦躁不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精神崩溃。
小说－性主题
如果说诗歌像“淑女”，那么现代小说就像“荡妇”。试图用处女膜修补疗法来装扮“淑女”，是对“害羞”和胆怯的资产阶级和权势阶层的迁就。小说中的性主题，是所有的现代作家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即使像卡夫卡这样一位对外部世界充满畏惧，没有勇气介入现实，终生未娶（数次惊恐地退婚）的作家，也无法在小说中回避性的问题。但毫无疑问，作为日常生活行为的“性”，不是叙事的目的，它实际上是肉体（佛教称之为“臭皮囊”）对现世逻辑的突围。
性的主题也是库切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库切认为，“人神交媾”所隐含的本质主义梦想，尽管起源很早，但到维特根斯坦时代就终结了。现代作家必须直面与世俗身体相关的性主题。跟亨利・米勒将性主题直接作为攻击世俗秩序的武器不同，库切写的都是普通人的“性”，以及它如何导致了现实生活秩序的脱轨状态。在小说《耻》中，卢里教授就有过类似的遭遇。性在世俗生活中有诸多的限制，比如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身体状况的平等，否则就视为违规。世俗身份和外在的身体状况的不平等，严重制约了性关系的发展。我将这种理想化的“泛平等观”，视为“启蒙主义的呕吐物”。真正的平等是生命的激情和它的纯洁性，是性爱关系的非道德和非功利性（与此相反的是传统极权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控制、盘算、计划、理性）。这一主题在小说《青春》中也有所表现。在《等待野蛮人》中，它得到了更集中而有效的表达。
这是一位当地行政长官与“野蛮”女孩的性爱故事。行政长官身兼多职―――官员（权力和金钱）、恩人（女孩的拯救者，道德的化身）、情人。他做得最好的是前面两种角色，但从来就没有做一个好情人。在对他们性爱过程的整个叙述中，“官员”和“恩人”这两种世俗身份，就像梦魇一样跟随着他们。“野蛮”女孩在报恩和敬畏权势的隐秘心态支配下，极力想跟行政长官交流，但根本没有效果。惟一一次有效交流是与一群“野蛮”青年邂逅之后发生的。实际上是另一些年轻的躯体激发了她的欲望，跟行政长官的肉体没有关系。权力、金钱、道德、拯救等，在性面前显得那么无能。女孩在想像中与生命的精灵完成了交媾，而行政长官和他的身份（官员、恩人）才是真正的世俗躯壳。库切在一个写实主义的层面，重现了“人神交媾”的主题。不同的是，被世俗视为“神灵”的权力（包括金钱）和道德（包括报恩），在这里恰恰变成了卑微的肉体。生命力的激情和爱两者，不像职务和职称那样可以分开使用。它们是一。
与禁欲主义相关的另一个极端是，当代人羞于谈情说爱，却肆无忌惮地讲黄色笑话。他们把受禁锢的灵魂抛给了传统，带着一具盲目的肉体躯壳到处闲逛。这一主题在美国电视连续剧《欲望城市》（SexandtheCity）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时髦女郎自以为可以将情感抛开，任凭肉体捣乱。事实上每到关键的时候（面对情感），她们经常感到害羞、脸红。这让她们吃惊不已。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当代撒旦们感到脸红、害羞呢？
可见，“人神交媾”的主题没有消亡。但是，它不在虚构和想像中，不在修辞中，而在我们身边的现实生活里，在我们的身体动作中。法国哲学家巴塔耶认为，这是从世俗生活那貌似“神圣”的道德和秩序的表象中，分离出来的真正的神圣性。它被世俗价值视为“被诅咒的部分”。它对应于“普遍的经济学”（目的是耗费），而不对应于“狭义的经济学”（世俗道德秩序和功利计算）。我们根本无法想像当代作家能对此视而不见。他们难道有更好的办法，去抵御一种对生命本质的禁锢和忽略的现代世俗权力体系？他们的语言、想像、虚构难道不会变成一种个人无聊的个人游戏？他们难道想把文学艺术变成“感恩节”上的祭品？
叙事－阅读欲望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库切的早期作品，也是他第一次获得“英语布克奖”的作品。尽管其中不乏（道德意义上的）感人的章节，能让人对主人公产生同情和倾慕之心，进而对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产生道德义愤，但我觉得这不是文学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我觉得这部小说缺少后来的《耻》和《青春》的那种简洁，而显得冗长、拖拉、含混。它缺少《彼得堡的大师》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的丰富性，而显得单一。你可以说主人公K是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纯洁化身，也可以说K是一个诗性存在的楷模，但文学不是评劳模，它应该是我们时代最复杂的矛盾承载体。
这部小说中出现了库切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放弃”，或者叫“舍弃”。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疯狂地积累、攫取针锋相对的主题。或许这就是库切在想像中拯救堕落的现代文明的理想。但是，究竟是“放弃”的性格造成主人公K的悲剧的根源，还是另有原因？或者说究竟是性格的悲剧还是社会的悲剧？这一点在小说叙述中显得很混乱。关于“放弃”的主题，在后来的《耻》中再一次出现。《耻》中的女主人公是对现代西方文明及其一切价值的“放弃”，其基本前提是有一个自己经营的农场。但她的“放弃”是有阻力的。阻力来自黑人社区的种族记忆所产生的矛盾。这种阻力为小说叙述带来了张力和合理性。而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K的“放弃”没有任何阻力。他放弃的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基本权力和物质。这既没有合理性，也不符合叙事的基本法则。K一厢情愿地“放弃”，就像作者一厢情愿地往前叙述一样。对一切权力的否定，就是对一切权力的肯定。可见，一种单一的理想主义状态，是小说叙述的大敌。
从叙述上看，《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带有卡夫卡《城堡》的影子。但《城堡》的叙述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阻力（悬念）前提上――不准进入“城堡”，“不准”的原因是一个我们无从知晓的秘密。“叙事”行进及其阻力所产生的对话关系，是“叙事合理性”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阅读欲望的前提，换句话说，它是对“现代人”（现代读者）的宽容。《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没有这个前提。对它的阅读无异于受折磨。因为K没有行动，等待他的是已知的死亡，但K的年龄并不大，要让他自然死亡，那还需要一些年月。在阅读的时候，我真的希望K快点死去拉倒。
复调－思想形象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书。它集中体现了库切作为一位思想型作家杰出的才能和心智的宽度，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小说家对“为何写作”这一根本问题的广泛思考。“八堂课”所对应的八个主题――现实主义、非洲小说、诗人与动物、邪恶问题、爱欲问题、非洲的人文学科等，不是高头讲章的讲义，而是围绕着主人公（一位作家）日常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抽象的理论问题离开了书房和“文本”，进入了作家的生活，时刻接受拷问。生活中的肉体因素（作家的现实言行）接二连三地发动暴乱。这才是一个不自欺欺人的作家所必须真正面对的“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极端的实验文本，《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打破了传统小说在形式和结构上的整一性和连续性，完全超出了传统“文本研究”（通过研究和阐释经典，再现一种完整的“人性”或“文化”）的范畴。在这部小说中，集中了作家所有的思考，现实和虚构，历史和想像，文学和神学，交流和争辩，男性和女性……全部交织在一起。经验还原到现实中原形毕露，现实在思辨性的质疑中又漏洞百出，对话紧张、有力、直指人心。我们曾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库切最推崇的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就是根据陀氏的材料虚构的）小说的对话中，感受过这种思想合唱的“复调性”。古代戏剧中也有这种将思想形象化的对话。这是当代小说从古代戏剧和民间文化中得到的启示。至于它是否像一部“小说”（novel）并不重要，这不过给分类学家带来一些麻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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