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俄国作家，也是被研究最多的俄国作家”。就我国的陀氏诗学研究来看，人们更多地是倾向于陀氏诗学“是什么”的层面的探讨，而在“为什么
陀氏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以小说来理解俄罗斯人民的作家。他说：“人是一个秘密。应当猜透它，即使你穷毕生之力去猜解它，也不要虚度了光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做一个人。”那么，人是什么？在传统的正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俄罗斯社会，作为精神文化体现的人也就是正教的产物，所以“谁不懂得正教，谁就无论何时、无论如何也无法懂得人民”（陀氏语）。这一点，对于理解笃信基督的陀氏本人来说也毫不例外。只有真正地理解了陀氏身上的正教存在或宗教性存在，也才能真正理解陀氏本人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及形式表现的实质和真谛。在我看来，王志耕先生的《陀学》恰如其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像陀氏发现了“人身上的人”那样，《陀学》发现了“陀氏身上的陀氏”。该著通过对“陀氏身上的陀氏”的发现、揭示与说明，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重新看视陀氏诗学取向的独特的窗子。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创作的时候，陀氏说：“在充分的现实主义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巴赫金把这里的“人身上的人”理解为某种“神圣的东西”。王志耕先生则进一步具体地指出：“这个‘人身上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教，也即正教人类学视域中的具有‘神性’的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陀学》，第61页）按照正教神学的理解，人是神照着神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因此，人即具有人的特质，同时也具有神的特质，只不过神的特质常常是遮蔽或潜在于人的特质之下的。陀氏发现着“人身上的人”的同时，也在显现着自身的“人身上的人”，因为，他“想做一个人”（陀氏语），并且他也就是俄罗斯人民中的一员。
以对陀氏“人身上的人”的理解为前提，王志耕先生对陀氏诗学中的“多声部性”或“复调”特征在宗教文化语境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了“多声部性”与正教的“聚合性”理念的潜在的因果联系。他认为“聚合性”是在统一意志下的自由聚合，“在这种统一体中，个体对整体而言是从属的，但整体并不对个体形成压制，或者说，整体意志（上帝的必然意志）就是多样性个体意志的整合”（《陀学》，第93页）。“聚合性”精神可以说正是陀氏的诗学理念的发祥地，是“人身上的人”的基本生态。它也体现着“聚合性”精神：一方面是“语言杂多”、“复调”，另一方面，这些又都在“神性”整体性时空之中，遵循着统一性原则。这显然对陀氏诗学的“多声部性”的理解更进一步地深入了。
王志耕先生所做的把对象置于文化语境来看视的这种研究，其实质上是一种回归对象本身的努力，即他要努力回到陀氏的精神世界，从而得出更为贴近陀氏思想本真的理解与解释。比如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陀氏小说的心理化特色，并对之加以研究和论述。可实际上，陀氏本人对心理学是否定的，他宣称自己在作品中所描绘的是“人类灵魂深处的一切”，而心理学物化了人的心灵，是对“神性”的人的贬低。这样看来，只有从宗教文化的意义上，这种现象才是可以理解的，也只有在宗教文化的语境中，人们才能够真正抵达陀氏，并进而真正把握到陀氏诗学追求的底蕴。
诚如海德格尔所言，“重要的是道路，不是著作”。陀氏所寻觅的就是一条通往“人身上的人”的道路，只是他采取了小说的形式。通过《陀学》，王志耕先生其实也在寻找一条道路，它通向陀氏诗学风景幽邃之处，事实表明，他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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