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德文学关系（或从比较文学角度看）而言，自1930年代陈铨先生在德国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在国内出版后，此方面的工作一直较为平淡，远没有掀起与国内比较文学界轰轰烈烈的学术热情相呼应的状态，这可能既受制于中国德语文学界的学术生态，也与学者个人的努力与研究的视角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中国对德国文学
对于翻译的功用，我们似乎远未予以重视。其实，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晚清以来两大背景，必须关注，纵向是“传统赓续”，横向是“西学东渐”，而西学东渐一个重要的过滤器与输入口，是“翻译”，不将这一因素高度重视，是很难深入理解“现代中国”形成与建构的历程的。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说，清理近代以来的汉译史，极为必要。对于“史的意识”，国人虽有悠久传统，但居于上者似乎很难有极刻骨铭心的认识，倒还不如研究者从具体的史实入手，来逐步理清历史的风尘烟波。
通史性的著作，诸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之类的出现，自然是为后人的辨章学术，提供了一个概括性的框架；但在我看来，或许只有国别史与专题史的深度进行之后，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产生具有总结性质的学术性通史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是英语学人领先了一步，《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日语领域，则已有《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但所幸，德语文学在很短时间内也有所表现。说这部《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是填补空白之作，当非“应景之语”。
此书主要是四大部分组成，第一章述史，将近代以来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进行了编年意义的梳理；第二章为个案描述，介绍了27位德语作家的汉译情况；第三章谈三个重要问题。但我最看重的，还是附录部分，作者列出的“德语文学汉译及评论书目”、“汉译德语文学作品合集书目”、“德语文学史论、评论书目”用功颇深，极具学术价值。而“参考书目”与“人名索引”的列出，也更具工具书的意义。这些方面，毋庸赘言，明眼人一看即之。倒还是想谈几点引申开来的东西。
除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之外，“现代中国”的语境，是这段德语文学汉译史的重要环境因素。对这两方面的东西，该书基本没有太多涉及，有亦属点到为止，这当然与作者对本书的定位有关，强调“考辨”，走的是“史学研讨”一途（《后记》，第460页）。当然，也有他基本的判断，即借西人之口言中国学术之病，所谓“选题重复，拾人牙慧，缺乏新文献资料的发掘”，“没有稽考价值”等等。不错，本书的出现，西人决不至于有如此苛评，至少在资料的挖掘上，其贡献是突出的。但这一领域的研究，确实可以大加开掘，譬如说作者在第三章中挖掘出的“点”就很好，不管是“中国的德国观及德语文学译介在中国的特点”，还是“出版之都上海在汉译德语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甚至“德语文学汉译所据语言、译者和作者”，都是可以大加开掘，显山显水的好题目。但细观下来，却未免略觉遗憾，“中国人的德国观”或“德国人的中国观”的问题，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题目，国内外学者也颇多论述（如Ku?bin，Wolfgang（Hrsg．）：MeinBildinDeinemAuge－Ex?otismusundModerne：Deutschland－Chinaim20．Jahrhun?dert（异邦的图像―――异国及现代：20世纪的德国与中国）．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Buchgesellschaft，1995）。但作者仅点到为止，从晚清到民国，略举几位政治名人来说明（第224－227页）。上海的文化史意义，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开掘出来，不管是系统的《上海文化史》或《上海文化通史》著作，还是系列性的丛书诸如《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乃至专门的出版机构研究如《文化的商务》，上海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都为从“出版之都”角度来研究上海，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与资源，但作者开列了大量的上海出版的汉译德语文学作品，对史实梳理贡献很大，但进一步的“深意阐发”，却几乎未多涉及。当然，之所以如此，与作者的立意有关，本就是不满于“众多中文出身的学人，意气风发，评骘西学，甚至研究中国古籍，也时常引上一位洋人，谈上一番理论。”（第460页）故此自家以外语科班出身却“甘于钩发沉伏的考证”，所以此书的贡献立定在“史学考辨”之上，也就难怪对若干可能“大放光辉”的题目“引而不发”。这也好，正如作者所言，“所谓的新知必定要以故识作为基石。否则学术何来进步？”（第460页）卫教授在此一领域首开风气，同时也给后来者“预留空间”。如何“接上续篇”并“产生新知”，以使之“精彩纷呈”，乃至有所贡献于“主流学界”，或许是我们应当思考的命题。
此书的“瑕疵”之处，亦难免俗，引蔡元培为杨丙辰译《费德利克小姐》作序，其中“德国的吸取”疑为“德国的戏曲”之误（第23页）。如果说这很可能是印刷的错误，但刘大杰撰著的《德国文学大纲》却用法不一（226页为《德国文学史大纲》，432页附表为《德国文学大纲》。按《德国文学史大纲》为张威廉著，《德国文学大纲》为刘大杰著，一字之差，含义实不同）。引李凤苞《使德日记》的“按果次为德国学士巨臂”疑为“按果次为德国学士巨擘”（第1页，参见李凤苞《使德日记》第37页，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此类小小不严，本也是当今出书的常态，如此“苛求”，未免略有些“吹毛求疵”。总体来看，卫氏工作的价值很大，尤其表现在史料方面，这当然与卫氏自家明确的自我定位与沉稳工作有关，就旧期刊与旧书籍的爬梳而言，此书在同类著作中显然不逊于任何一本甚至佼佼然胜出焉。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撰史之前当有“史料长编”，而此书比“史料长编”还更上层楼，因为到手的史料，更经过严格之学术考辨。诚如作者所言，“本课题的研究只能说尚处草创阶段”（第8页），能有这样的成绩，已大是不易。我想，如果此书能起到“发凡起例”之功，引得学界同好关注此领域，在专题研究上“共同襄助”，假以时日，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自信地撰作一部成熟的《德语文学汉译史》来？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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