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一切都显得匆促和纷乱的世界上，张爱玲似乎正在远去。但与许许多多日益式微的、只在小圈子里听得到声音的学问相比，对张爱玲的谈论、评说和研究，却方兴未艾。网上和吧里，新人类，和新新新人类们“拥张而谈”，几乎是一种时尚。张爱玲并非一个时尚人物，她的文字和意境甚至相当苍老。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化
世界上有些学问，其对象早已山穷水尽，那里还有什么风光？好的学问，一定要天地开阔，“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鲁迅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说的固然是批评者自身局限，而就批评对象言，也须有《红楼梦》那般博大丰赡，斑斓多姿，让人目不暇接。奇迹往往就是这样，张爱玲主打作品两部而已，一本《传奇》，一本《流言》，已经被人津津乐道了近60年，傅雷在其中看见了上乘的“结构，节奏，色彩”和心理描写，夏志清看见了繁复丰富的意象和严肃而悲剧式的人生观（自然也还看见了许许多多别的），唐文标看见的是一个荒凉、黑暗的“死世界”，水晶则看见了弗洛伊德、神话结构以及其它，王德威看见了海派文学的流脉和女作家的“鬼话”情怀，林幸谦看见的是反父权制的“性别政治”，蔡美丽看见她“以庸俗反当代”的书写本旨，张小虹等人又看见她种种殖民的迷魅以及后现代的端倪，而内地的年轻批评家所看见的：沪港洋场的真实的历史画面，失落者的心态，女性的自审意识，古典与现代、民间与都市文化的交错以及种种错位和悖反的现象……也是不一而足。或有人会说这其中多少有些水分，像群众运动似的一浪高过一浪，但方方面面鼓吹得如此汪洋恣肆的，历史上能有几家？若没有星星点点的因由，谁又能敷衍出那么多铺张扬丽的大块文章？
说来有趣，张爱玲的这种“千面女郎”的风姿，曾经令批评界几度尴尬。有人说她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但她的文字意境不胜苍凉以至荒凉，传达的却是一派现代主义的气息，台湾的“乡土文学”将她当作现代主义的靶子猛攻时，她却是真正被作为“鸳鸯蝴蝶派”的殿军人物君临台湾文坛。上世纪80年代，她的作品重新在内地问世，并非是邓丽君式的或琼瑶式的软性轻靡港台风登陆，却是正宗的中国本土现代文学的特产，无论她本人曾有过怎样的政治偏见，也无论她受过同样政治偏见的海外评论家的何种奖掖，她对于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的皈依和力行，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无遮拦地暴露和指摘，却是和许许多多优秀的新民主主义作家堪为同道。到了“世纪末”，她的写于上世纪中叶的作品，仍要被祭为“世纪末”情怀的经典之作，而有人又在谈论她的作品中那些“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特征以及与新世纪相通的各种脉通。可是这位作家当年只爱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和上海滩上的小报，她的文字风韵酷似又古又老的《红楼梦》和《金瓶梅》！
著名的张爱玲研究者水晶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将张氏的作品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加以比照，言下颇有张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张氏后来却坦言，她并未读过什么詹姆斯的作品。夏志清也盛赞过张氏的人生态度与审美趣味与珍・奥斯丁、乔叟等等相似，似乎不见张氏证实她浸淫过这些大师的文字。读过《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人无不称道她对男性性心理刻画入微，弗洛伊德的遗响呼之欲出，然而，张爱玲也未必埋头啃过他的书。她的涉猎确乎很广，但根底就在中国的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她的奇异本事是拿来之后迅即熔化，无迹可求，到她手里，最民族的便真正成为最世界的，最民族的也是最东方的――有了一重解不透的东方的诡秘。
国外有“莎学”云云，国内有《红学》云云，对张爱玲的研究也自然成了“张学”。这些学问都是自然形成的，无赖于他人的策划和钱袋。还在张爱玲出道之初，就已引起许多人垂注，各种评论、报道、访谈、回忆烘托出了早期的“张热”。及至张氏飘零美国，她的作品席卷台湾文坛，这就有了整整一代大批的“张迷”，就中有唐文标，本是一员对她征伐的悍将，却戏剧性地上天入地地发掘和搜集起张氏的佚文，打开了张爱玲研究的一方疆域。人们通过阅读证实所有的赞誉并非虚言，而且发现她的作品有着更为复杂宽广的指涉，讨论和研究的兴趣益发浓厚。
张氏不是创作产量大户，尤其是居留美国的后半生，创作几乎荒废，然而，拢括之下，小说、散文、影剧创作以及学术研究、译述等等成果，也颇为丰厚可观。今天，我们宁可把张爱玲留下的文学遗产视为一份美学遗产。张爱玲是一位美学家，不但是作品本身，早期她写的《自己的文章》就是一篇美学宣言，你看她是怎样谈论她的美学主张：“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她的创作是实践了她的这理论与主张的，她写她所能写的，却是经过了她的细密甚至是刁钻地观察过的，那都是些庸常男女的人心曲折，残缺不全的婚姻关系，枝枝叶叶，琐琐碎碎，但那都是骺咸的“海水”，是激荡在人类生命真相的汪洋大海的，其间果然气象万千，深不可测。古人说“控骊得珠”，从黑龙的颔下能掏得宝珠的，就是高手。光看张爱玲说以上一番话时睥睨圣经、老托的眼光，她的功底和手段，就不可不察。这些年来，人们对张氏的文字色彩、结构方式、叙事特征、文体素质等等论说已多，而其美学思想的精髓，却还有待品咂。
诚然，张学研究到了今天，并未到头，人们的面前，还横亘着许多课题，无庸讳言，张爱玲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汉奸，后来她又写过对新社会有政治偏见的作品，这些问题在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中，即使对一个普通人也不会揪住不放了，更何况它表明了多做研究的必要，惟其如此，方能免除“糊涂僧乱判糊涂案”。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在中国现代相当重要的作家，夏志清曾经称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这一评断看来是过头了，他后来改称：“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过去，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排序是“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跻身于这个行列，也是何等了得！这看法虽未得到国内学界的共识，而现今国内讲授中国文学史而不以一定篇幅讲张爱玲者几希，却是不争的事实，情形似乎已经到了这一步：不谈张爱玲，一个多元多角的文学天地就少了一元一角，不谈张爱玲，现代文学史就不成其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因此之故，我们说张爱玲研究与时俱进，发展的条件和前景应该都是可以期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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