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把许多跟人或者说人类社会相关的概念――譬如科学、宗教、道德等等――当作跟人无关的一种独立存在，不是在人性中讨论这些概念，而是在这些框架中来讨论人性，这可能有些本末倒置。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是一种属于人的东西，那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既然它能折射人性中的高贵，也必然能反映人性中的卑
一
“在科学的幌子之下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阶级，甚至整个种族都会成为这些规定的实施对象；由此便会形成最可怕的暴虐统治。”这是一名律师在法庭上的陈述，时间是1927年。当时，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妇女被确定为低能，按照一些富有远见的社会精英们制定的法律，她应该被施行绝育手术，以免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危害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当事人显然并不认为这是恰当的，因此也试图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律师的雄辩没能阻止手术的进行，法庭以国家和公众的长远利益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事实上，这样的案例算不上少见。对“精神病院的病人、犯过两次以上的性犯罪者、通过智商测验被确定为低能者、‘道德堕落的人’以及癫痫病患者”实行强制性绝育，自从在1907年印第安纳州首次得到法律的认可之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美国有20多个州仿效，并且有超过2000名的非自愿者成为受害人。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同样普遍存在。之所以如此，与一种叫“优生学”的“东西”相关。
宽泛地说，优生学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与其他形式的达尔文主义不同的是，它是以“更”科学的面目出现的。虽然当代的生物学家对其避之惟恐不及并谴责它是一种伪科学，但20世纪初期的生物学家却很少表现出类似的情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优生学在生物学界存在广泛影响，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有关的研究机构或者团体。
二
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本质上的、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高出一等的观念，在19世纪的人们看来并不足为奇。譬如，我们已经谈及的斯宾塞就谴责“坚持认为那些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惯犯的人，和那些父母和祖父母都很正直勤劳的人一样具有好的倾向”的看法是“荒谬”的。在把这种观念“科学化”方面，没有人比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Galton，1822－1913）做出了更大的贡献。1869年，高尔顿出版了《天才的遗传》（HereditaryGenius）一书，这是他对很多有名望的家族的谱系进行研究的结果。通过他的研究，高尔顿相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个人的才能主要来自于遗传而非后天的教育。也就是说，“适者”和“不适者”是由先天决定的。令高尔顿感到忧虑的是，他发现有才干的阶层的出生率正在下降，而社会底层的出生率则有上升的趋势。因为父母的天赋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此消彼长的结果将会降低整个种族的素质。因此，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担当起积极的作用，控制适者与不适者的相对比例。1881年，他开始使用“eugenics”这个词来表述他有关控制生育提高种族素质的主张。控制生育有正负两个措施：正的措施就是鼓励精英阶层多生以增加社会中适者的绝对数量；负的措施就是限制那些不适者――穷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等――少生或不生，降低他们的绝对数量。高尔顿对他从事的工作抱有极大的热忱，他将其视为一种“宗教职责”，是“系统而有计划”地为人类将来的进步服务。高尔顿的思想，特别是生育控制的思想在1900前后，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他于1904年建立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不久以后又创立了优生学教育协会并出版了《优生学评论》杂志。美国遗传协会则于1906年设立了优生学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又于1910年成立了优生学记录署。类似的优生学机构有力地扩大了优生学的影响并推动了优生学运动的开展。
三
与高尔顿一样，大多数优生学的倡导者持有生物学决定论的观点，他们“合理地”得出了犯罪和不道德根源于遗传的结论。路易斯・特尔曼，一个大力推广智商（IQ）评测方法的优生学家，就认为：“并非所有的罪犯都是低能的；但是所有低能的人都是潜在的罪犯。任何一个低能的妇女都是一名潜在的妓女，这一点更是毋庸置疑。”基于这样的认识，优生学家们认为与其在通过后天环境的改善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上徒劳无功地浪费社会资源，不如采取更积极和经济的措施来减少社会中不适者的绝对数量。因此，优生学运动后来越来越集中在游说政府采取措施，对不适者强制实行绝育或隔离的政策。对此，一本20世纪初美国的生物学课本直白地表述了当时流行的论调：“如果这些人（不适者）是低等动物，我们很可能把他们杀掉以防止他们蔓延开来。可人类将不允许这样做，但我们确实有补救的方法：利用疯人院或其他地方来隔离两性，并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些低等、堕落的人种通婚，从而消除了他们永存的可能性。”而优生记录署主任、遗传学家查理・达文波特也满怀同情地指出，由于下层阶级既无足够的智力也无足够的自控力，对他们，“国家应该尽可能地在生育期间将其隔离或者强制对其绝育”。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20世纪20、30年代，欧美大陆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优生学运动”。
四
“最可怕的暴虐统治”在10年之后成为现实的噩梦。它也使得今天任何人在谈到优生学时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尽管对这段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讨论，但大多数问题可能仍然没有确切答案。“那个时代流行的优生学是不是科学”就是其中一个。
肯定和否定的答案都会招来无数的不满。喜欢把科学看作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的人会争辩说，优生学根本不是科学，不过是一些种族主义者或等级主义者滥用进化论和遗传学炮制出的胡说；而持有相反立场的人会驳斥到，优生学有正规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有严肃认真的研究方法，轻率地断定它不是科学可能不够尊重历史。随着争论的进一步升级，人们将会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等等这些问题上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在将历史和理论来回折腾许多遍之后，人们仍旧会发现，问题仍然是问题。
我不认为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要我回答的话，我将选择肯定的答案。人们通常把许多跟人或者说人类社会相关的概念――譬如科学、宗教、道德等等――当作跟人无关的一种独立存在，不是在人性中讨论这些概念，而是在这些框架中来讨论人性，这可能有些本末倒置。人会将自己的印子印在任何自己制造的东西上，正如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了人，不管是崇高伟大还是卑微渺小。如果我们承认科学是一种属于人的东西，那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既然它能折射人性中的高贵，也必然能反映人性中的卑劣。从这一点上来说，优生学是不是科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不应该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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