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当得知孙绍振教授要主编一套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初中语文教材，心中颇有疑虑。孙教授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文艺理论家。在我看来，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与中学语文教学还是有着一些显著的区别。我担心孙氏教材有“曲高和寡”的可能。
有关的疑虑后来逐步消除。孙教授认为，初中语文教材
孙教授的理论潜伏在教材中，孙氏教材的特色是突出的。在坚持“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的前提下，孙教授强调要把人文性的文章做足。孙教授尖锐地批评语文考试和训练中的违反逻辑的试题，对语文教学中的工具理性、技术主义倾向、机械化模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语文学科的规律与数理化等有明显的不同。
孙教授对人文性有着自己的阐释。他认为，心灵丰富是根本。显然，丰富是对单一、单调而言的。孙教授并不否认过去教材中的许多课文是一种范本。但他认为不能把范本绝对化，或者说把范本作为膜拜的“唯一”。倘若这样，范本便失去了张力。
让学生的心灵丰富起来，思维活跃起来，是教材编写者们的理想。理想的实现需要好的方法和途径。孙教授用的主要方法是：比较。孙教授认为要警惕“权威化”导致的“模式化”及其对精神和语言的潜在丰富性的遮蔽。显然，孙教授和编写班子要做“去蔽”工作。比较―――这一表面上看似简单的方法，蕴藏着孙教授不同一般的思考。
西文颇为流行的以主题归结单元的方法，比我们传统的分散的经典文本选文法要有优势。但是，按主题选文依然缺乏可比性。孙氏教材不但以“可比性”作为思维深化的途径，而且进一步提出“现成可比性”的思想，并不断充实和强化这一思想的内涵，企图构建独树一帜的方法体系，应该说这是对西文主题编撰法的突破和发展。
与“人文性”和“比较”的观点相关，孙氏语文教材中课文后的“阅读练习・探究”题，独具匠心地偏重综合。长期以来，语文训练题偏重肢解式的分析；偏重“客观题”，许多学生对语言文学缺乏整体感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分析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分析本身有缺陷。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并无高低之分，也没有明显的楚河汉界。只是，长期偏重用一种方法，甚至将某些方法模式化从而形成思维定势是危险的。
也许，语文教学中多一些综合的手段是必要的。我愿意重复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说的话：“综合的认识则是理解现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去掌握处在统一中的各规定的多样性……在这个前提中，差别的东西本身是相关联的。”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这就意味着语文学习的内涵是变动不居、难以框定的，也意味着语文学习的途径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孙氏语文教材中的课后“阅读练习・探究”题进行了一些多样化的尝试。当然，这种尝试还有待教学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虽然我并不认为一部优秀的教材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更不认为语文教学有什么一剑封喉的招式，但语文教学确实有必要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开拓自己的新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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