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一种西方文学形式像现实主义那样，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在创作上取得过如此重大的成就。但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现实主义在中国却有着曲折历程。这一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国已故学者安敏成教授《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年代的中国小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对这一难题
谈论现实主义，首先要对现实主义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来看待现实主义，而是把现实主义看作一种美学形式的实践。在这里，作者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内在矛盾，是极具启发性的。现实主义的发展史表明，正是这种矛盾，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国近代以来既屡受青睐又屡受批评；并且正是这种矛盾，给了现实主义以永久的生命力。
任何外来文化要在本土发生作用都以激活本土传统文化的因子为前提，从而外来文化也会因此而发生某种变形。作者在分析五四现实主义的理论特点时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诚如作者所说，现实主义的美学经验与中国传统美学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传统美学认为文学起源于宇宙秩序而不是对于自然的模仿，作家只是显现宇宙进程的中介。但是，“文以载道”、“情”“理”一炉，文学的作用是对于大众的训诫和教化而不是净化情欲，同样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正是这一点，为五四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石。
然而，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有它的美学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虽然无视西方现实主义的美学经验，他们却有着自己对现实主义美学方面的理解。他们认为，西方现实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不同的文学生产（产生于个体情感）与接受模式（人民大众），满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文化革命的需要。显然，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发生与接受模式，又殊异于现实主义本身的美学标准而带有鲜明的传统印记。
这样，我们从作者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到，五四知识分子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一方面带有中国化的美学情结。正是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现实主义的这种理解和阐释，播下了现实主义在革命中国终被抛弃的种子。而作者在这方面的具体分析则为我们展现了一部简练的中国现代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
首先是关于对新的文学源泉的探索和实践。五四知识分子虽然激烈批判文学遗产中的古典品味和教条，但对“诗言志”所倡导的文学是人类深层情感的表现并不反对。五四浪漫主义主张自我表露，并不张扬西方式的个性主义；即便是狂放的自我，也是旨在推动文艺复兴。五四现实主义要在外部世界开掘新的文学源泉，同时主张紧密的联系人生。不仅如此，为了使文学发挥现实作用，它还主张作品必须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这些都表明了现实主义者的伦理、道德情结。
其次是关于文学接受问题、特别是关于文学的接受对象及其接受的有效途径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五四现实主义者为了使文学能够成为唤起民众参与民族复兴运动的工具，他们努力使白话文成为所有文字交流的基本媒介。但是，语言的变革并没有增加小说的读者群，原因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新的文学形式不能为文化低下的大众所接受。同时，为了让读者认清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五四现实主义者不仅展现现实，而且阐释现实。
作者的这些精彩分析告诉我们，五四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地反对旧传统，但他们自身的传统因素制约着他们对传统的挣脱。他们以与传统美学标准相近的尺度来理解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最终也没能找到解决现实主义美学与其道德诉求和社会功用相谐和的途径。
不过，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而又富有生命活力―――也许它的内在矛盾就是它的生命的源泉―――的文学形式在中国是不会永远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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