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给外祖母念《江湖奇侠传》
陈铁健：生于1934。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从1941年初到1952年底的12年间，算是我的小学、中学时代。因易址搬家，我读了两次小学三年级；没读高中却读了两年干部学校。报考大学前，我给一位官员做秘书。他本不想让我离职，但看我爱书读书，动了恻隐之心，又认为我未读高中仅靠业余读书绝无录取之可能。考研究生时，导师在我与另一位好友之间选择，因我未婚无家室之累，且肯临寒窗坐冷板凳，日与书本相融而中选。毕业后在研究机关供职，又与书本相伴，成绩不甚了了却以坐拥书城、对书钟情抚爱、须臾不离的书呆子而自鸣得意。如今70，犹忆少年读书时。
母亲生我之前就做小学教师，父亲做会计。家道温饱，案头有书。小学二年级时识字无多，却萌读课外书念头。常用压岁钱买回图文并茂的幼学丛书，如孔融让梨、闵子谦忍冻事继母、司马光破缸救友等小书，反复阅读，兴味浓厚。暑假时从书柜中找到《江湖奇侠传》，是我读“大书”之始。边读边猜，或请教母亲，竟用三天读完，从此勾起读武侠小说兴味。以至寒夜缩卧被中，还要读上一二个小时，方才入睡，真快事也。三四年级寒暑假，长往外祖父家，多与长我三岁的舅舅嬉戏。舅舅不喜读书，外祖母便叫我从书摊租来武侠小说，每天给她念个把钟点。冬天阳光入室，花猫在炕头熟睡，呼噜有声；夏日在绿荫下展席而坐，鸽哨鸟鸣与书声相奏。那是外祖母操持家务忙碌后最适意的时刻，也是我以为她念书有机会报答老人家而感欣慰的时刻。夜晚入睡前，躺在床上听外祖父讲《水浒》、《三国》、《封神》、《聊斋》故事。圣贤、神怪、狐女、鬼妇，喜听、怕听又非听不可。兴未尽，已入梦。于是，又引起阅读古典名著的兴趣。在与小朋友们的游戏中，便增加了“战马超”、“伐东吴”、“讨申公豹”等追逐争斗的场面。
1948、1949年，初中一、二年级，张恨水、老舍、巴金、丁玲、周立波、马加、肖军、肖红、赵树理等晚近作家的小说，或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或由父亲从他任职的新华书店借来连夜读完，读时包好皮整洁无损。1950年，转学至沈阳四中、十中，暑假集中精力读中外小说，或去市区图书馆和古旧书店，或由父亲从机关图书室借来。站在开架的古旧书店，看《世界文库》、《万有文库》中的名著，可以站到天黑关店时。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老小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马克・吐温、莫泊桑的作品，多在此时读到。借来的书，读的快且认真。好的篇什，抄录之后，牢记于心，反复品味。高尔基的意大利游记，凡写风光美文，都做摘录之后装订成册。郁达夫写游记的诗词，全部用毛笔抄录，至今犹存。周立波用东北方言写《暴风骤雨》，恰切纯熟，但我当时竟觉得如果我写比他还要地道。那真是痴迷文学的少年狂啊！
1951年进入军干校后，我已由文学之梦，转向史学之境。那是因为涉世日多，领略了一些社会人生，遇到了种种困惑，文学作品的虚玄夸张已无法解疑破惑，而寻读记录真实往事的历史书籍。于是，经史学集，古今说部，都找来浏览，虽有懂与不懂，却逐渐使我从爱好文学转而钟爱史学，从欣赏文学的张扬浪漫转入对史学严谨真切的求索。读史愈多，愈益感知历史经验令人清醒，不再甘于盲从迷信。心中悬有史镜，以古人前人之行事烛照今人今事，听其言复观其行，便不会轻易受时论误导，不会为一己私利而屈从权威，不会人云亦云而忘记独立思考。学习与研究历史，遂成为我终生爱好和职守。
质而言之，读书至乐，惟心趣相通者才能达致至乐境界。坚持读与自己心趣相通的书，而不听别人说要读什么书。精读之外，大量浏览，一知半解未尝不可。脑中着存书目，用时方有寻处。这是少年读书留给我最大的收获，至今受益不止。
50年代：同颂《可爱的中国》
王尚文：生于1939。著名语文教育家，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我还记得那是1955年的下半年，一个深秋初冬的夜晚，遥远天边一角嵌着几粒星，寒意甚浓，然而在我们不大的班级教室里却是春意盎然、热情高涨，那是我们在班主任薛世华老师指导下举行的一次朗诵会。
朗诵的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挨段轮流念着。“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文章开头一声真挚而热切的“朋友”，好似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一下子把我点燃了，身体里流的好像不是血液而是酒精，“腾”得就窜出了火苗，升高了温度。那时我正念着衢县师范，只有15岁，明快积极、爱激动的时代已经开始。同学们一样激情澎湃，他们大声地念着，“……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每当文章开始呼告、直抒胸臆的时候，我就激动得不能自已，在底下跟着一字一字地默念，那些滚烫的文字，炽热的文字裹挟着我，翻腾着我，那种高尚狂热、来势汹涌的情感甚至对我造成了某种威逼，让我眼圈发烫、喉咙发紧，产生出一把推开同学由自己大声朗诵的冲动来……轮到我的时候已最后一段。我深吸一口气，用有点儿颤抖的声音大声念着：“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时隔近50年了，我却还记得当时血液沸腾，从脚底一直冲向头顶，被不可抗拒的激情所吞没的感觉，当时同学们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因兴奋而拍红的掌，也都一直历历在目。
现在看来这篇《可爱的中国》文字不够精致优美，情感表达（应该说是情感喷发）也因过于强烈缺少节制而显得有些粗糙甚至是粗砺，然而正是这看起来不甚完美的作品让我平生第一次接受了精神撞击和情感的涤荡。费尔巴哈说过“感情只向感情说话”，正是这篇激情澎湃的文章在我的心田上播下了好的种子。我自问一生还做过少许于人有益的事情，在做的时候心里总会升腾起一种异样的情感与力量，总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说“向前走！”，我听命于这力量、服从于这声音，直面困难、承受挫折，走到了现在。现在回想起来，这最初的精神发源竟是15岁时念的《可爱的中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这一美好祈愿已深深植根于我的血液骨髓。我自知不过一介书生，所能做的事更j微乎其微，少而又少；然而却坚信事无巨细，只要竭尽所能做好力所能及的每件事便是为“可爱的中国”尽了一份心，出了一份力。
50年来我一直抱着这单纯而直接的信念，现在有许多单纯明亮的孩子在成长，像我当年一样。我愿意和这些年轻朋友们一同分享这一珍贵的精神果实，愿他们都是我们“可爱中国”的“可爱孩子”。
六七十年代：读书是一种精神奢侈
王岳川：生于1955。知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对于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我来说，60～70年代读书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一则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使得我们这一代在生命之初就先天缺乏精神物质双重营养，同时又由于在“乌托邦”话语指引下，人们将中国传统尤其是古书看作弃之唯恐不及之物。因而在60年代，读书似乎是一种精神奢侈。
记得四岁多时（1960年初），颇有国学根基和书香世家渊源的外祖父就严格地教我读书，从《千家诗》发蒙，然后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四书五经》等，同时要我每天写一张仿帖（颜体）。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书所读”―――完全不知道书中所言为何物何史何理，当然更不能体味书中的妙境了。那时只看到外祖父紧蹙着双眉，在苍老和稚嫩的读书声交汇中，眼角不时闪出的亮光。两年过去了，当我对古诗文有了某种真实的亲近感时，外祖父却中止了祖孙的日课―――他终于未能躲过那场大饥荒的魔掌。当我被母亲领到外祖父的简陋的墓前时，只是感到阴阳两界的神秘和失去亲人的深切悲哀，并没有想到读书中断所造成的精神裂痕。
随后，我也瘦弱地从三年灾害中挺了过来，并开始上小学。在“现代性的教育”体制中，古代文化内容已经被压到最低。我在若干知识组成的网眼中，似乎清楚实则盲目地读着。尽管每周还时时温习一下那些读来朗朗上口的古诗古书，但是其意义更是扑朔迷离，未可究底，亦谈不上更上层楼。
终于有一天，大街上满是红旗红袖章红海洋，高音喇叭游行口号震耳欲聋，处处在砸“四旧”烧“古书”；先文斗，后武斗；今天台上“秀”，明天阶下“囚”；然后枪声骤起，各派（或“井冈山派”，或“八・二六派”）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在硝烟弥漫中，我看到少男少女的年轻血肉在秋草瑟瑟中倒下，看到中学生们那种被疯狂的仇恨所烧红的愚昧眼睛。我的心被红色海洋灼伤了，只能从瓦砾中退到狭窄幽暗的家中，最后将外祖父留给我的一箱子古书深藏起来，就又退到了乡下去“躲武斗”。等到一年多以后，我晒得黧黑回到城里，马上又被挥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延宕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命运！
1969年，我高小毕业时，就被当作“上山下乡”的“知识少年”下到了农村，分配工作是放牛。在一个完全陌生而不能理解的境遇里，面对硕大的牛，我感到身无所依的“恐惧”。这最初的恐惧在我以后读书生涯中得到不断的印证，在我的思想进程中成为某种难以抹去的背景。不面对自然，就绝不会领略自然对于人生的意义。现代人在冰冷的钢筋水泥构造的城市里忙碌地活着，也许会觉着某种世俗的幸福，但对自然所能给予人的激情、思想与生命跃动却日益隔膜陌生。当年，我置身于绝对陌生、绝对孤独的境遇里，那是真正被抛弃被遗忘状态，但这绝对隔离状态也给了我思想的大自由。
有一天，当我依旧横笛牛背时，我被摔下山崖。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我静静地躺在崖底的草丛里，丧失了知觉。这一天，我体验到了死―――真切的死和虚幻的生。很偶然，却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我发现生命中一种拂之不去的沉静与默然已然铸形。
我因伤从乡下返城后，开始了我的中学读书生涯。中学五年，在这真正可以读书的时候，真是如饥似渴，有一种拼命的姿态。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禁书《青春之歌》，一口气读完，而且日读三遍，其中的重要人物的语言几乎都能背诵下来。对北大人的身着布鞋长衫，系长围巾的潇洒和书卷气非常神往。也许，正是这种不是理由的理由使我埋下了进北大的初衷。在北大读书也许是我一生的宿命，我想。
“文革”后期（71～76年），我日复一日地感到头脑空无的可怕，于是在各种大批判的喧哗中潜下心来大量读书。一些烧而未尽的书在“地下”流传着，我用以书换书的办法，换到或借到大量的中外哲学、文学、文化史、思想史的书籍，经常通宵达旦地读，兴奋莫名，甚至有好多次晚上将手电筒照得直流水（那时节约闹革命，晚上一般定时全院停电）。遇到好书，对方实在不换，只能几个朋友轮流用复写纸将书誊抄下来。在“白卷英雄”风靡之时，我沉下心过我的读书和书画音乐生活。这期间在经历了太多政治风暴之后，我明白了自我身份和现实处境，因此读书已不再是“被读”，而是主动语态的“去读”。
1977年冬，我参加了高考。考试使我终于完成了人生的一个仪式，文革中那与书无缘的时期成为了历史。大学的读书已不仅仅是狭义的读书，而是带有一种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等革命性因素在其中。读书成为自我灵肉蜕变、自我生命唤醒升华的一个契机。
80年代：在文化垃圾中阅读
王晓渔：生于1978。媒体撰稿人，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
每次回首自己的中学时代，我都会无奈地接受一个倍感沮丧的事实：当时竭力阅读的有用之物，比如教科书、试卷和笔记，现在都成了无用之物；当时偷偷阅读的无用之物，现在却成了有用之物。或许，阅读的本质正在于“无用之用”。每个暑假的第一夜，我都兴奋得彻夜难眠―――终于可以在这个短暂而漫长的节日里，阅读那些自己喜欢而不是老师喜欢的东西了！只有在假期里，我才能寻找到自己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而平常的功课更像“铁屋子”，让人无力打破也不愿打破。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阅读的对象不仅包括文字，还包括各种影像、声音和行动。也就是说，我们的阅读不仅在“三味书屋”里也在“百草园”中进行。只不过，前者的阅读对象主要是文字，后者的阅读对象更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很多文人都在文章中回忆他们如何在少年时代遭遇某个“三味书屋”，要么在自己或朋友的家中发现一批经典，要么有好心人向他们开放自己的藏书。这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们，他们掉下悬崖总能大难不死，并且还会在山洞里发现武林秘笈。这种“千古文人侠客梦”终究只属于少数，我没有那么幸运，经常处于“无书可读”的状态。因此，我有着“敬惜字纸”的好胃口，哪怕地上有张报纸的碎片，也要捡起来看看；但我始终无法拥有“食不厌精”的好舌头，因为我是吃文化垃圾长大的，只能从一些剪刀加浆糊的文字中寻找自己热爱的蛛丝马迹。我对现代作家的熟悉，来自于四川某家出版社的名家散文选；我对先锋诗歌的兴趣，则来自毫无鉴赏力的新诗鉴赏辞典。等进了大学，当我这个“吃垃圾者”读到本雅明笔下的“拾垃圾者”，不禁有些莫逆于心的温暖。迄今为止，我对文化经典无比尊重，却对那些动辄指斥某某是文化垃圾的“文化贵族”敬而远之。
又一个暑假即将到来。读吧，记忆！
90年代：和《小公主》一起长大
张静：生于80年代末。央视大风车节目小记者，北京二中学生。
大概是五年级的时候吧，读到了白涅德夫人的《小公主》。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喜欢看书，课本看习惯了，总觉得文章没有太大意思。可《小公主》却是我在一天之内紧赶慢赶读完的。很切身地体会到一句话：时间是挤出来的！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如此浮躁的我，竟然能静下来，慢慢的、仔仔细细地将它看完。
故事是从主人公撒拉离开爸爸身边，进入英国的一所女子学校开始的。撒拉本来是一个家境富有的千金小姐，刚入学的时候，很受校长的欢迎，同学们也特别羡慕她。可是后来，爸爸去世了，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没人照顾的孤儿，还受到了贪财的校长的冷遇，开始过着悲惨艰苦的生活。可是可爱的撒拉，不论遇到多么冷酷的待遇，多么残酷的现实，总是以她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去面对，开心地过自己的每一天。她总是那么有风度，礼貌热情地面对每一个出现在她生活中的人，还总是不忘去帮助他们。虽然穿的是破烂的裙子，虽然头发脏乱，但她还是那个可爱、有风度、又很亲切的小公主。
看看自己，“你怎么会和撒拉差那么多？”我问自己。
从那以后，我开始去关心、重视身边的事物，像撒拉一样。我开始静下心来，仔细地倾听老师的每一句话，发现，原来数学老师是那么逗，语文老师是那么有知识；朋友遇到困难，会尽力帮助，即使不能做些什么，也会做他坚实的后盾；发现妈妈有白头发那一晚，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恨不得抱着妈妈大哭一场，但我没有，我会更加努力，等取得了成绩，我要在妈妈笑声中，告诉妈妈：“妈妈，我爱你，谢谢你！”
从那以后，我会开心地过每一天，而要想开心，就要做到每一件事都让自己满意，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努力去做。我总是想，如果事事比撒拉做得好，那不就成了一个比撒拉还棒的小公主么？
我会更开心地过每一天。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变成撒拉，会变成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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