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作为唯一的全国性的专门刊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它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在若干重要的方面，反映了整个学科的基本面貌和主要动向。今天，我们在纪念《丛刊》出版100期时，就有了可能通过对刊物发展历程的回顾，来讨论25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潮的演变，从而勾勒出这门
一
《丛刊》创刊于1979年，它表明现代文学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进行着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的。“拨乱反正”几乎成了它的第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要通过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价值标准的证伪过程奠定学科新的基础。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要让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排斥在文学史叙述之外的作家作品获得被研究的权利，恢复其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对原有的研究对象在新的研究视野、观念与方法下进行新的阐释，这两个方面都具有重新评价的性质与意义。其精神实质是“一切固有的结论，几乎都经过重新思考，重新检验”。这使现代文学研究处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沿，因为它直接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这一时期所确立的现代文学的新的观念与新的价值标准（即“反帝反封建”的标准）也是直接来自“五四”的，是在“五四”的旗帜之下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思想基础的。因此，这一时期研究格局的变革基本上限于新文学内部，所谓“重新评价 也主要是对新文学的各种成分（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等等）的重新估量。
最能显示80年代初期学科变革的深度的是发表在《丛刊》1980年4期的三篇文章。王瑶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第一次明确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的基本特质，从而引发了现代文学研究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严家炎的《从历史事实出发，还历史本来面目》一文则确立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如实地反映历史”的学术品格，以及“从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基本史实”的研究原则。从学科重建开始，重视史料的发掘、整理、辨正，以接触原始材料作为研究的起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成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以至形成了某种传统。乐黛云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它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发展起来的”。由此而强调“研究世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借鉴“当代世界文艺批评方法和流派”的意义，这对此后的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3年《丛刊》第3期开辟了“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的“笔谈”专栏，先后编发了五期。这是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学科自身的日常的学术建设以后，寻求新的突破的一次自觉的努力。
所谓日常的学术建设的深化，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对前一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与标准的反省，“文学现代化”的概念与相应的评价标准的提出；二是“文学思潮与流派”研究的倡导与实践，并取得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研究模式，而且延续到90年代。而“开创新局面”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三个话题：“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问题，“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这也正是1985年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主要议题。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在会上了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这样的整体观，宏观、综合研究是反映了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因此就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线索、分期，整个学科的基本格局，文学史编写体例等关系全局的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并进而引发关于文学观、文学史观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显示了开阔的研究视野、强烈的理论兴趣与研究的大格局，大气势。到1986年左右，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出现了一个学科发展的高潮。
但到1988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与会者却谈到了“商品经济引起的社会振荡、价值观念的变化、研究人员的‘拥挤’，出路不畅，对研究者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座谈会的主题词实际上已不再是“创新”，而是“坚守”与“突围”。同时又有了“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与讨论，强调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进行“重新研究、评估”，其核心是要对“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与“理论前提”提出质疑，并以“新的理论视角”作出新的时代的与个人的关照；而其背后的理念则是强调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性，个人性，当代性与多元化。这正是前述1985年前后兴起的学术思潮的一个继续深入与发展。在讨论中一部分大学生、研究生与年轻学者提出的“纯文学”的观念与“形式主义文学史观”（或称“文学本体的文学史观”）和“审美的语言结构的文学史观”，则引起了广泛注目与争议。
1989年前后，围绕着“重写文学史”所发表的各种意见，所引发的种种争论，都是学术性的。唐?等老一辈学者及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大多数学人则坚持把讨论限制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反对一切非学术的干扰，最后没有掀起什么大的风浪。《丛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自己的创刊20周年纪念。主编王瑶用“蹒跚十年”概括其所走过的路程，唐?则以“持重”二字概括《丛刊》的风格和个性。
二
进入9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对平静，甚至给人以沉寂感。整个学科显然被边缘化了。于是就有了学术的坚守和基础性研究与平实的学风的倡导。1994年1期《丛刊》，又有了这样的“编后记”：“在看稿时，眼前时时闪动着作者孤灯一盏艰难‘爬格’的身影，心头也就滚过阵阵热浪，感受着一种‘相濡以沫’的温暖，作者与编者就这样相互搀扶着，勉力编出了一期又一期的刊物，表示着‘学术’的微弱的存在。”
这一年《丛刊》2期发表了一个研讨会的“综述”，会议讨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面对市场经济的对策”。与会者或强调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商品性、普及性，或强调其纯文学性与精英性，但却同样对现实政治保持距离。
到90年代中期，学术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1994年召开了以“现代文学研究15年的回顾与瞻望”为主题的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试图在总结学科发展的成绩与经验基础上，为陷于困境中的现代文学研究寻找新的出路。会议对15年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这样的计算：“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以后，又有了对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的重新审视。《丛刊》1996年1期“‘现代性重估与现代文学研究’笔谈”的一组文章，同期发表的《人本主义文学史观的质疑》，2期发表的王富仁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97年1期“现代文学研究15人谈”，人们很容易就发现论者之间意见的重大分歧。
正是在思考、争议与探索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在沉稳地行进，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显示出新的研究趋势。主要有四个方面：一，研究领域、空间的开拓：向近代与当代两面的追溯与延伸，香港、台湾等地区文学研究的新的发展等等，这实质上是一种学术边界的开放，以打破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三十年”的格局。二，现代文学内部研究对象、范围的新的突破。将通俗小说纳入现代小说的范围，作为新小说同时并行的另一条发展线索。还有将京剧与电影文学研究，地方戏曲文学与旧体诗写作纳入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的倡导与实践。这些都关系到学科的构建，并且涉及现代文学学科的概念、性质、范围这样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三，对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些文化要素的研究。首先是现代文学与现代报刊、出版和现代教育的关系的研究，几乎成了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一个研究热点。这显然与世纪末及新世纪初研究界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与争议有关，同时也意味着学界对“现代文学”乃至“文学”的特质的认识的深化与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自觉。现代文学与各种文化因素：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这同样标示着对文学与现代文学认识与思考的深化。四，有学者提出了在对现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进行“文本细读与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一些诗学范畴，并进而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学视域”的问题。对文学审美与形式研究的强调，正是对前面所说的三个方面的逐渐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潮流的一个补充与制约。
1999年，《丛刊》又迎来了创刊20周年，第三任主编吴福辉（前两任主编是王瑶，杨犁、樊骏和舒乙）发表纪念文章，题目是《本刊无故事，仅留下脚印》。
三
《丛刊》2001年第1期在迎接新世纪时，编发了一组新一代学者的“笔谈”。按2003年颁发的“唐?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规定，这主要是“40岁以下”即1963年以后出生的那一代人，这一代的加入，使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发生了结构性的重建：第一、二代学者和第三代的部分学者作为“老一代”学人，仍在继续默默地作自己的奉献；另一部分第三代学者和第四代学者一起作为“中年”的一代，已成为学术的中坚力量与学科带头人；这些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作为学术的后续（或后备）力量，则为整个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显示着某种研究潜力，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正因为现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老、中、青三代人，一直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互相支持，又互为补充与制约――正是这个传统的作用，使得新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依然保持着一种平稳的发展态势。首先是保持着与90年代以至80年代研究的连续性：作家、作品、社团、文学思潮、各类文体的研究和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依然是基础；而90年代后期四大研究趋向又有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与变革，而所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方式。
当然，新世纪研究的内外环境都并不平静。学术的体制化、商业化，权力与利益对学术的渗透，学术的腐败，表面繁荣下的学术泡沫化，引发了“坚守学术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创造性与批判性”的呼吁。“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讨论的话题，并引发了新的争论。――看来90年代中后期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论争到新世纪仍在继续，但显然已有了新的社会、思想文化与学术的背景，因而具有某些新的内容与意义。
《丛刊》2004年3期，是总100期。在这一期里，引人注目地推出了“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座谈会专辑”，把“重建现代文学的文献学”作为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来：这就构成了对80年代初期与中期王瑶等老一代学者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呼吁的一个呼应。这既是回到学科发展的“原点”，又有新的发展，并带有明显的时代新特点，表明《丛刊》在走完了自己的100期的历程时，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