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出殡大会的签名处
6月16日，《中华读书报》于“学林－往事”栏刊登了周楠
首先要说的话是，既然有人自动对号入座，指名道姓与我论战，我不得不予以回应――我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五个不解之谜》 此书于去年10月出版 的相关文章中谈及这一问题时，并没有点出系何家刊物所为，这也是鲁迅博物馆负责人寄希望于我的。在北京的“业内刊物”，除周楠本先生自动对号入座的“自家”外，还有更具权威的《新文学史料》、《中国社会科学》，以及《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名刊。此外，权威度更高、读者面更宽的《新华文摘》也时常转载相关文章。上述刊物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尚无接触外，都发表、转载过本人的相关学术论文。因而，尽管周楠本先生从其文一开始就武断地宣判我“不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不过，我并不计较，周楠本先生自说自话宣判他的，我干我的，没有任何法律或实质上的约束力。
其次，谈谈我为什么要撰写引发周楠本先生如此之多愤激言辞的《宋庆龄重金资助鲁迅丧葬史实考辨》一文，其起因源于2002年12月，即宋庆龄110周年诞辰在即。附带说明一句，在此之前，周海婴先生先后于《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及2002年10月17日的上海《社会科学报》上撰文，均以较大篇幅质疑宋庆龄先生捐助鲁迅丧葬问题 这之后，2003年4月10日，周海婴先生又在《社会科学报》上撰文，稍后，又将该文连同《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的“民国时期报刊资料文摘”一并交由内部出版物的广州《鲁迅世界》第3期刊出。周海婴先生如此密集的四次大篇幅文章质疑，自然要引发众多学者、读者“想入非非”的联想或猜想了。）但就在我撰写《宋庆龄与鲁迅》一文 分别刊于2003年1月21日《文艺报》和1月23日《社会科学报》 时，意外地查到了周海婴先生发表在1981年6月4日 宋庆龄逝世第六天 《人民日报》第三版左下角的一则悼文，题目叫做《沉痛悼念宋妈妈》。在该文中，周海婴极其诚挚地、悲痛欲绝且完完全全地以一个现场亲历者的亲述口吻这样写道：
父亲去世后，宋妈妈任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帮助料理丧事，亲自陪同我母亲和我到万国殡仪馆选棺木。馆里有各种棺木，宋妈妈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父亲的爱戴，拿出数千重金帮助购下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能让上万群众得以最后一次告别战斗了一生的父亲的遗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妄想破坏父亲的葬礼，以怕扰乱秩序为由，不按原路线进行。幸而葬礼有宋妈妈参加，“当局”不敢肆意阻拦，队伍在四点半到达万国公墓。下葬前宋妈妈和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等前辈作了安葬演说。葬仪进行中，宋妈妈始终紧紧地扶握着母亲的臂，支持母亲一步一步地前进，支持母亲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战斗下去，完成父亲的事业。您最理解一个同样是失去了伟大丈夫的妇女，在险恶的旧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同黑暗势力进行艰难的斗争。（文中下划线为引者所加，下同）
读完上述周海婴先生亲述亲撰的这段亲历亲见文字，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篇《人民日报》的悼文，谁也不会质疑其存在的真实性。自然，对于作者于20年后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及这之后三次撰文频频地对宋庆龄重金资助鲁迅丧葬一事的质疑和言之凿凿的否定，人们不得不问一个为什么 人们需要知道这其中的真相。我文中的“重金”一词恰恰系由《人民日报》周海婴先生一文引申而来。
而且，对于周海婴先生的这个亲历亲见亲述，还有一个颇具权威的佐证，这就是与鲁迅生前往来较为密切的黄源先生同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其题叫《宋庆龄与鲁迅》。其发表日期早海婴先生《沉痛悼念宋妈妈》一天，即1981年6月3日，也即宋庆龄逝世第五天。黄源于文章开首部分写道：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那天，我赶到先生住宅时，宋庆龄同志已在三楼和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商量治丧大事。雪峰凌晨5点就打电话通知她了。……雪峰和地下党同志所处地位，不能公开出面，一切重要的关键事件全仗宋庆龄主持和承担的。鲁迅的灵柩是她亲自去选办的，万国公墓的葬地是她去选定的。
――按：关于墓地，宋庆龄在刊于197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上的《追忆鲁迅》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立刻到沈 钧儒 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在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
对于上述刊于1981年6月3日、4日《人民日报》上的两则悼文，任谁也无法忘怀。尤其是周海婴先生的那一篇，其感情之诚挚、哀婉，曾经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
我刊于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一书的相关文稿，均引用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和鲁迅学生黄源刊于《人民日报》上悼文的要点，想必周楠本先生不会读不到。《人民日报》所刊文章的严谨性、公正性、权威性，及海婴先生本身亲历亲见亲述的真实性，是必须予以正视的。视而不见，或跨越过去予以回避，决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和立场。在我心目中，海婴先生的这个亲历亲见亲述，与当年那个《北平晨报》的所谓“上海特讯”相比，孰重孰轻，哪一个更具权威性和真实性，是一目了然的，广大读者和业内研究者，更是心知肚明。
其三，谈谈与贵刊“民国时期报刊资料文摘”栏目相关的问题。
1.还在贵刊运作该栏目初时，有人曾欣喜若狂地向沪上、京城不少人士作了通报。这期月刊出来后，我在上海见到了它，同所有见到这一栏目的人一样颇感意外。据了解，以前该刊从无设此栏目，确系“史无前例”，而且是“空前绝后”――刊登《北平晨报》“上海特讯”后，到现在整整过去了一年多，但再也没有在人们望眼欲穿的期盼中出现又一则“民国”文摘稿。自然，当这一奇特而又令人费解的栏目一经出现，仅沪上一地就有五六位相关研究人士与我有同感：有人又要大做宋庆龄先生的文章了，以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我等的同感。另据了解，京城内也有不少研究人员被这奇特的专栏弄了个一头雾水的，质疑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直接将电话打入鲁迅博物馆问个为什么的也有人在。
2.于沪上见着此栏目后，我首先想到要打电话给时任《鲁迅研究月刊》主编的陈漱渝先生 他任期一直到2003年9月 ，以及鲁迅博物馆现任馆长的孙郁先生。电话中，陈漱渝先生的回答是：“不知道 ”我追问道：“可你是主编呀 ”陈漱渝先生有点儿急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他们不同我商量，我就是不知道 ”继之，我又电致孙郁先生。孙郁的回答也是一个事先不知道。这里，请周楠本先生注意了，我文章里边并没有说陈漱渝先生是什么馆长兼主编。我的“情报”也不是陈漱渝先生提供的，大可不必胡乱兴师问罪，株连他人。此外，当初我在向孙郁先生询问的时候，还不认生地说了如下的话：你是馆长，负责业务和学术的，你馆主办的刊物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旧闻新栏，想必你是应该知道的，但孙郁先生哑然对之。
话又得说回来，我相信，自然是相信孙郁、陈漱渝两位新老馆长的文品人品，因此，当这期刊有周楠本先生此文的《中华读书报》到我手中时，我没有再致电孙、陈二位。若周楠本先生认定我这是捏造或歪曲事实的话，你完全可以请他们二位出来澄清事实真相，如何 其次，撰文用字千万不要用障眼法，而是要用事实。再则，你们刊物是公开发行的，我所在江苏省及邻近的大上海－浙江省，多多少少也有单位订上那么几份。公开发行的刊物怎么又变成了“情报” 我实在搞不灵清。最后，“非学者”的我提醒你今后行文当注意一下措辞，也不要视《人民日报》刊登的当事人亲历史料为儿戏，须认真对待才是。
3.“突发奇想” 请原谅我的固执，我依然是这么认为 刊此栏目，与新世纪突发的“非典”无丝毫关联，只是与67年前的一则北平旧闻搭界。因此，大可不必借什么“非典”做由头，更不可借机恣意贬斥他人，特别是你的同事和上级。再说，你写的又不是什么“非典”专题。
4.对这则旧闻之我见。
贵刊此“专栏”刊出后，我在沪上请教了我熟识的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数位专家、学者。他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第一，宋庆龄是一个从不张扬的伟大女性，她一生资助共产党人、爱国志士无数，除非别人撰文，她决不会渲染自己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曾向我证实过这么一件事：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资助了一名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的革命者 疑是地下党员 出逃。后来，被资助者抵达安全地后给她写来一封信，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宋庆龄看完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淡淡地说了声：哎 说这些干吗 他安全了，我也放心了。说完，她将那封信点燃烧掉了。她还多次烧掉别人署名的借据。第二，有关《北平晨报》的这则“上海特讯”，宋庆龄表白之目的在于：她要保护战友的一生清白，决不让敌人及那些二三流小报造鲁迅先生的谣，诬指许广平借鲁迅丧葬敛财等。从这则“特讯”内容看，很显然，记者于采访前已经从一些当事人那儿探到了有关宋庆龄出资定墓地买灵柩的信息，但被宋庆龄识破。直到40多年后，在她行将离开人世前，她才授权“我的亲爱的艾培” 即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先生 为她作传，她感到有必要说出一些当时的实际情况。详情请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第344页。5月26日《中华读书报》转载《世纪》我文有披露。
在周楠本先生的文中，重点提到了胡风先生写于“1976年11月16日夜” 后刊1981年8月4期《社会科学》杂志 的《关于鲁迅丧事情况――我所经历的》一文。在该文稍后部分，胡风先生以一个现场目击者的身份这样写道：
丧事两三天后，我去看许广平，看到茶几上放着包着一厚叠纸币的信封。上面写着孙中山式的粗笔划：“周同志”三个字，下面有“丧礼”之类的字吧！
从胡风先生如此栩栩如生的形象化描绘中，又一次向世人宣称：宋庆龄除出资为鲁迅定墓地、购灵柩外，还有一笔表明是“丧礼”的“一厚叠纸币”送予了许广平。
在同一文的最后部分，胡风先生又着重作了说明：
丧事中顶大的花费是坟地、殡仪馆租费和人事报酬（杂费）及棺材、寿衣（寿衣是和鲁迅精神不符的绣花缎衣）等，但都不是由我经手。
紧随上文，胡风又特地说明，即使是他从许广平处领取的“当做零用支出”的钱 总数约在五六百元左右，在“只用于一二百元”后于墓地被人窃走，后来胡风以预支版税形式向巴金告借后归还了许广平 ，也是由“雨田记账 ”，而并非胡风本人记账。
雨田，即许粤华，时为黄源夫人，与胡风、萧军、黄源同为治丧办事处主要成员。
胡风先生的上述文字，直接攻破了周楠本文中不符合史实的一些说法。有关胡风先生上述文字，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一书中的我文，以及《世纪》所刊我文，我均一一提及到了，包括丧事指挥者冯雪峰最具说服力的回忆，可周楠本先生根本不屑一顾，对此我深表遗憾。对于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宋庆龄、冯雪峰、胡风、黄源、周海婴等鲁迅战友、学生、嫡子一干人的亲述，远比《北平晨报》的旧闻要权威、珍贵而更具说服力。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善意地提醒周楠本先生：写文章切忌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切忌无视事实胡乱猜忌株连他人及使用煽动性语言：如什么“文革做法”，什么“理屈词穷”，什么“不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什么“情报” 这个词在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中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 ，凡此种种。你这种粗暴地欲置他人于绝境的做法又能说明些什么呢
对于孙郁先生和陈漱渝先生，我尊重他们。论年龄，我比陈漱渝先生小几岁，比孙郁先生大几岁，我们三人都以朋友及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相处。可贵的是，他们并不以我仅有高中文化而非科班出身予以排斥。认识孙郁先生，要比认识陈漱渝先生早上两三年――那是中国作协有关单位为当时尚非中国作协会员的我之拙著举行的研讨会上。在学术研究上，我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时还因分歧严重激烈地掰扯上几句。但我做事写文章，断不存在向他们请示的问题。倒是你周楠本先生作为下级，开办一个新的栏目这么一个决策，都可以自说自话，我行我素，这倒是一个真正连业内人士格外要关注的问题了。至于谈及我与你周楠本先生的关系，尽管我们尚未谋过面，但通过这次以文易文，我希望能在“维护鲁迅，实事求是”这个大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携起手来，做做朋友也无妨。此外，向你申明一点，《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一书，是贵馆年轻勤奋的研究人员葛涛先生担任的主编，是他于去年六七月间向我组稿并寄达的委托授权书。该书收入的我所有约8万字的相关文稿，也正是由葛涛先生和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一一审定的，而决非陈漱渝先生。
顺便奉告一下：在去年9月下旬上海举行的冯雪峰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向与会的学者及相关人员郑重承诺：愿与周海婴先生坐下来谈一谈，什么时候都可以，前提是实事求是。此后，我又多次表达过我的诚意。一年来，我没有再写任何质疑性文章。此次，由于周楠本先生的文章突兀而至，且出入太多太大，在把无辜者拖入的同时，又把正在日夜紧张校阅一部清样的我拖了进来。这并非我的本意，我不希望今后再发生此类旧事枉论的现象，尤其是在众多当事人铁证如山的史实面前。
最后，谨借《中华读书报》给予我说明事实真相的宝贵机会，与周楠本先生心平气和地探讨一下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当然，这也是作为“非学者”的我，今后在进一步涉足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同样应当注意避免的问题。
其一，今后撰文，千万别自动对号入座。一个有造诣的学术工作者，决不会在对方为顾全大局并未指名道姓的情况下，就直挺挺地打将上门去，继而又是不分清红皂白胡乱斧砍一场，这是犯大忌的。更何况，你在连基本事实也没有搞清楚的前提下，愣是将无辜者生拉活拽地卷入了由于你胡乱猜疑造成的这场不必要的纷争漩涡。
其二，今后撰文，当以维护自己供职的单位的声誉为重。千万不要自揭疮疤，自曝“家丑”，乃至不顾一切地将自己与同事、领导之间的矛盾、隔阂、怨愤，一股脑儿地全给抖搂出来。你想过没有，你这么做会给鲁迅博物馆、乃至整个鲁迅研究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且，也给你自己的声誉造成了不小的损害。凡是读过你这篇字里行间充溢着怒火和怨愤的文章的读者，会得出一个与你撰写、发表此文初衷完全相悖的结论 他们这样认为 已经有人这样说了，是一个青年电脑爱好者从网上拜读完你这篇大作之后发出的感慨 ：“这个周楠本先生怎么啦 秋石又没有指责你什么，看来，周楠本这个人平时没有能够处理好与同事、领导之间的关系，否则的话，他怎么能够如此没遮没拦地倾泻出他们内部这么严重的纠葛呢 ”又何况，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从来也不曾与我谈及些什么。
其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特别又身处专业岗位，学者也好，编辑也好，千万不要火气太大，更不能借机泄私愤恣意贬损他人。要学会尊重人，包括曾经令你难堪的论敌，在此，建议周楠本先生不妨认认真真地、乃至一字一句地再读上一遍鲁迅先生1932年12月10日写下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 刊《鲁迅全集》4卷451－453页 ，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作为一个学者应当具备的水准。心平气和，以事实为准绳，以史料为第一论争要素，以理服人，多作一些调查研究和沟通工作，多想着对方的长处及昔日对自己的帮助提携，方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之为文为人之道。
其四，撰文著书立说，要学会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运用全部史料，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尊重历史的事实与魂魄。千万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某个事物。千万不要刻意回避事物的本来面目。千万不要舍弃众多当事人亲历亲见亲述亲撰的第一手珍贵史料，而另行“求证”那些毫无价值、意义且早已被当事人和史家否定了的故闻旧料。
关于周楠本先生之文与我争执的中心，有三则《人民日报》专稿可以佐证：
第一篇，系鲁迅战友宋庆龄先生著《追忆鲁迅》，刊197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第二篇，系鲁迅学生黄源先生著《宋庆龄与鲁迅》，刊1981年6月3日《人民日报》；
第三篇，系鲁迅唯一子嗣海婴著《沉痛悼念宋妈妈》，刊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
说明：这是发表于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第3版的周海婴先生的文章（局部）。据秋石先生提供的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