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大论战，使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并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众语
文的论战，进一步巩固了白话的地位，使白话更加接近大众的口头语言。这两次大的论战，都以文言的节节败退而告终。鲁迅于1927年曾言，“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然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年那些攻击文言的大师级人物，莫不是受了文言的熏染，无一不旧学深厚。
最近，一套由中国计划出版社推出的《现代语文》读本又公开与现行中小学语文教学方式和教材叫板，称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应减少文言文的分量，认为文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鲜活的生命脱离，现代语文才是与我们的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的言语形式，读本所选篇章即全部为现代作者的白话作品。本报记者以此事切入，质疑《中小学生应不应该远离文言文？》，一时间硝烟四起，引发了众人的争议。这场争议，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已经过去”将近80年后，又躬逢文白论战的盛事。近日，韩军先生又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激烈抨击“重白轻文”一说，而《现代语文》主编之一、诗人西渡则予以相应回应。
学术论争向是难有结果。本版刊发西渡先生此文，以期求教于方家，为重开战事的“文白之争”能有圆满收束。
韩军先生发在中国教育报上的大作《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提出“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文言学习形成纯粹、典雅的汉语语感，文言是白话的根基”，进而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 2004年4月24日
韩先生又以为，“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我想请问韩先生，如果白话真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那么未有白话之前，我不知道中国人每日所说的都是什么语言？即令那时中国人满嘴都是“之乎者也”的“纯粹、典雅”的文言，那么，不知未有文言之前，中国人嘴里所说的又是什么语言，总不至于中国人是有了文字之后才开口说话的吧？韩先生说白话还没有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我却仿佛记得《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这些中国文学的皇皇巨著都是白话作的呀，难道韩先生所读竟是文言的不成？所以，粗粗算来，白话文的历史怎么也不止百年呀，何况我听说宋元话本也都是白话文呢！按照韩先生的说法，“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那么白话基本就是文言，真是这样，又何劳韩先生劳心费力再来提倡文言呢！
韩先生又道，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并一连列举了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十人，说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这我又不懂了。我记得韩先生是认为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的“历史积淀”，怎么在20世纪上半叶一下子又涌现了那么多的白话大师呢？我不记得这十人中有哪位是主张恢复文言，提倡复古的，相反力排文言、倡导白话的斗士倒不少。老舍、巴金、曹禺、穆旦、张爱玲诸位实在与文言扯不上多大的关系。就说张爱玲吧，似乎与旧书有点关系，而那与她发生关系的，也实在不过是几部“粗鄙”的白话小说，而不是什么正宗的“典雅、纯粹”的文言。鲁迅、胡适、郭沫若几位大概是与文言关系最密切的吧。鲁迅曾经痛切地陈言，“我们此后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鲁迅还说过，“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针对当时一些人“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的歪论，鲁迅在1926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保古家们“祖传的成法”：“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他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圣教同源’。”胡适更是倡导白话的第一人，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郭沫若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一本《女神》，《女神》的突出之处在于它在初期白话诗中，离文言、离旧诗最远，真正是白话的“天风海涛”，而残剩的一些旧语汇还不免在某种程度是拖累了它。我要问，为什么恰恰是这些反对文言最力的人，成了得到韩先生嘉许的白话大师呢？韩先生还说，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顿失光彩”，乃是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韩先生似乎忘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所中断的岂止是系统的文言教育，白话的教育不也同样中断了吗，外国文化的输入不也同样中断了吗？怎么就断定，文言教育的中断就是中国文坛“顿失光彩”的原因呢？事实上，随着白话文教育和外国文化输入的恢复，中国文坛迅速恢复了活力，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也许现在还不是大师，但足能证明，白话文学并不要待文言来拯救。
韩先生还有一个有趣的论点，“文言是白话的根基”，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是“一母一子，一本一末”。这又如何说呢？根据我所了解的一点粗浅的语言学常识，人类的语言总是先有“话”，后有“文”。“话”是“文”的源头活水，“文”是对“话”的记录。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身处的物质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更是日趋丰富、复杂、精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的语言无论是“话”还是“文”，也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于“话”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更紧密，变化也更快。“文”虽然也在不断变化，但是由于它有一定的保守性，对环境变迁的反应就要迟钝一些。这样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话”和“文”之间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脱节。当这个脱节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发生“语言革命”，废弃已经脱离现实生活的“文”，使“言”“文”重新趋向一致。世界各主要语种在近代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可见，“话”才是“文”的根基。如果说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是“一母一子，一本一末”，那“母”和“本”恰恰是白话，而所谓的文言恰恰“子”和“末”，而不是韩先生所认定的那样，“文言是白话的根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论战中，曹聚仁曾经给那些主张恢复文言的遗老遗少们当头棒喝：根本不存在他们所谓的“文言”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先秦有先秦的文，两汉有两汉的文，唐宋也各有唐宋的文，它们各个都是吸收当时的“白话”形成的，并没有什么穿越古今而独存的“文言”。譬如韩先生极为膺服的司马迁，他写作《史记》所用的语言并非先秦古文，而恰恰是把先秦古文译成了“当时人语”。从源头来考察，从《诗经》《楚辞》到诸子散文，又何尝不是用当时的白话写成，而唐诗、宋词中那些留传千古的名篇杰作，又有几篇是用古字僻词写成的呢！
遥想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几个无权无势的学者、文人，在一本小小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倡白话废文言的既非诏书也非诰令的小小文章，居然获得举国响应，未几就使白话文成为全国通用的标准书面语。这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中国”（鲁迅语），是怎样一个伟大的、令人神往的奇迹呢！韩先生以为，文言是我们的“家”。我却以为，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一个有出息的民族，他的家永远在前方，而不是后方。只有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创造，我们才会拥有自己的家。
《现代语文》，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