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耳彭自然史》是英人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著作，自1789年第一版以来，至今大概超过二百种了。它不仅是18世纪留给人类“最愉快的遗产之一”，而且对中国现代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我国有了缪哲先生的译本，为我们研究这本书提供了条件。
《塞耳彭自然史》的价值是两方面
《塞耳彭自然史》第二方面的价值是文学的价值。构成这本自然史的尺牍体散文优美清明、亲切生动，具有牧歌的情调和风度。我国作家李广田称它是“一部永世的乡土文学”，周作人称它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一异彩。”
《塞耳彭自然史》自初版200余年来，影响所及，仿佛形成了这样一股潜流，它在地表下蔓延开来，自西东渐，并非张扬地奔腾着、咆哮着，而是静静地流淌着，围绕它和类似它的作品，形成一个文学生态链，相互间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发展着。这个生态链包括：英国文学史家戈斯（Edmund Gosse）,琼孙（Walter Johnson）,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生物学家兼作家怀特、何德森（Hudson）、玛尔廷（Martin）,中国作家李广田、周作人、刘西渭（李健吾）等。
戈斯于1888年著《十八世纪文学史》第九章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怀特的《自然史》，称它是不朽的著作，并说：“在有百十册英国各地自然史的书出现之后，怀德的书仍旧保持着他那不变的姿媚与最初的新鲜。……其文章精密生动,美妙如画,世间殆少有小说家,能够保持读者的兴味如此成功也。”在英国一本断代文学史中列专章论述一本自然史，如果不是看到这本自然史的文学价值，史家是不会给它以文学史的地位的。
40年后即1928年琼孙写了怀特评传，称“吉耳柏特・怀特，先驱，诗人与文章家。”周作人认为，琼孙的评价印证了戈斯的“批评眼”是十分准确的。
同样是博物学家、作家的何德森 1841―1922 出生在阿根廷，后半生定居英国。他所从事的工作和怀特一样，是怀特的后继者。他在1896年访问了塞耳彭，拜竭了怀特的墓地，后出版文集《鸟与人》中有一篇《塞耳彭》，他说：“在一百多年前早已不在了的那个人，他的尺牍集曾为几代博物家的爱读书，虽然已经死了去了，却是仿佛有点神秘地还是活着。”何德森一生著书24卷，比怀特多，其中的小说《绿宫》由高尔斯华绥（1867-1933）作序。高尔斯华绥作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序中推崇何德森为“当时最杰出的作家”,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在中国，第一个介绍怀特的是李广田。他写的《怀特及其自然史》先发表于1934年3月17日《大公报・文艺周刊》，后收入《画廊集》。他于无意中购得一本《塞耳彭自然史》，“喜出望外”，读后觉得“这不是科学家的自然史，而是一个自然的爱好者，用了艺术的手笔，把造物的奇丽的现象画了下来的一部著作。”他译出曾被裴考克（Peacock）选入《英吉利散文选》的《怀特的龟》一文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明怀特的风趣和可爱的人格，最后说：“它是有着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功能的，它能给人以美的启示和新奇的感印，它给与读者一种有力的剌激，使读者也愿意亲身到野外去，像作者那样去领略自然，去观察有心人所能看到的造物之奇丽。”《画廊集》中还有一篇《何德森及其著书》，介绍何德森也是一位“可爱的自然学者”，和怀特一样淡泊名利，热爱自然，以“诗人的感觉来体会自然，并以泛爱的精神来观察一切”。
李广田在《画廊集・题记》中说：“我喜欢G・White,喜欢W・H・Hudson，又喜欢写了《道旁的智慧》的Martin。”这里又引出了一个玛尔廷。还说：“他的文章太适合我的脾味了。”“在玛尔廷的书里找不出什么热闹来，也没有什么奇迹，叫做‘道旁的智慧’者，只是些平常人的平常事物。似乎是从尘埃的道上，随时掇拾了来，也许是一朵野花，也许是一枝草叶，也许是从漂泊者的行囊上落下来的一粒细砂，然而我爱这些。”
玛尔廷的《TheHappyField》完全是描写乡村生活的，其中有一篇《篱笆道旁的荷马》，写一个乡村歌者，在尘埃的道上流转，在集市上读他的Chapbook（一种小贩沿街叫卖的民间文学小册子），他专门搜集下贱的马车夫之欢歌，这种歌子往往是在道旁的野店里，在许多素不相识的旅伴遇到一起传杯递盏高谈阔论时唱的。他们相遇后又各奔前程，我们的歌者便把这些歌子收集在一起，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从一个集市到一个集市。李广田的早期散文《野店》就渗透着玛尔廷散文的痕迹，只不过玛尔廷笔下那种英国的田园风到了李广田笔下变成了中国式的人间味。玛尔廷的艺术理论，就是要探寻原始的真的诗之诞生。李广田受了这种理论的影响，他坚信：真的诗歌，如同真的美，纵然他赤着脚走在道旁的尘埃里，也不会被埋没。
在英国和阿根廷这些散文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怀特、何德森、玛尔廷的散文都属于乡土文学之列。他们的散文都有泥土的馥郁和乡间的自由空气，讲的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有过的人生。李广田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了一种精神联系，汲取了他们那种“家常闲话”式散文（familiaressay）的美学思想，即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出美与真实”，写了一些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写了他们美好的心灵、坚韧的性格，他们的苦难、挣扎和向往。但李广田笔下的作品大大不同于那三位乡土作家了，冯至先生在《李广田文集・序》中说，玛尔廷如果在世，有幸读到这些作品，“不知是要引为同调呢，还是自叹不如？”
至于周作人，几乎与李广田同时介绍了怀特，他们在苦雨斋是否讨论过怀特的《自然史》，不得而知，但继李广田稍后，他便写了《塞耳彭自然史》一文，并在文章附记中指出“李广田君有一文”在前。周作人提倡的散文小品恬淡、平和、亲切自然，无所不包，具有闲话家常的风味，他的《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是中国“五四”以来现代散文中的珍品。
刘西渭（李健吾）有意识地将印象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于1936年出版了他的《咀华集》，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和格局。《咀华集》含英咀华，取鉴赏而非批判的态度，强调文学批评应是批评家的灵魂在文学杰作间的感受、撞击和奇遇。《咀华集》的出版年代和《画廊集》相同，收入《咀华集》的有一篇评论《画廊集》的文章，文中说，“李广田先生解释介绍英人玛尔廷的《道旁的智慧》的话，几乎全盘可以移来，成为《画廊集》的注脚。”刘西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亲切是一切文学的基本条件”，怀特、何德森、玛尔廷的散文让人感到亲切，周作人、李广田的闲话家常式散文让人感到亲切，亲切是文学不朽的地基，失去这结实的地面，文学将不复存在。他说：“李广田先生的诗文正是大自然的一个角落，那类引起思维和忧郁的可喜的亲切之感。亲切是一切文学的基本条件，……唯其如此，可以容纳所有人世的潮汐，有沙也有金，或者犹如蜿蜒的溪流，经过田野村庄，也经过园囿城邑，而宇宙一切现象，人生一切点染，全做成它的流连叹赏。”
一本自然史所引发的文学生态链包括了文学史家、批评家和作家，绵延两个多世纪，成为史家的描述对象、批评家的“灵魂奇遇”和散文创作中的一支脉。至于今天，《塞耳彭自然史》又具有了环保和生态意识的新意义，当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