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近日，有媒体宣称余秋雨“将闭门搁笔，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湖北经济学院艺术与传播学系特聘教授古远清对此另有评论，古远清说：“凡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尖锐批评时，余秋雨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面对巨大压力，只能封笔。这种话他过去说过多次，可每说一次就有一本新著问世。他这次故伎重
古远清说：关于封笔，使人想到商业广告：“拆迁！狂甩！不卖了！关门了！”这是商人推销商品的骗人手法。文海如商海，所谓“封笔”，与“不卖了”十分相似。正如金圣叹先生2000年在《文汇读书周报》写的一篇杂文中讽刺余秋雨说：此君在商言商，深通商家狂甩术，正是,“又说封笔不干了，自认晦气把霉倒；‘惨’字后面原是钱，狂甩莫道君行早！”
对于余秋雨在《收获》上发表的自传《借我一生》，古远清认为掺假太多。如他在第九章中标榜自己在“文革”“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是“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就是典型的谎言。这决不是什么失忆、错忆问题。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的胡锡涛所写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中，就曾明确说余秋雨三进“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系统，一次比一次更紧密，总共“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右”，以至成了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余本人就曾把这篇文章当证据提供给上海法院，可见他也默认了这些事实。对余秋雨一再强调他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是学术研究的说法，古先生反驳道：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文章哪有什么学术可言？如有，也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大批判。
7月23日，古远清在《新京报》上发表了《余秋雨自传公然造假》，据可靠人士说，余读了后十分气愤，表示有可能和古远清重开笔战或起诉他。古远清表示愿意再次奉陪。记者问他批评余秋雨有证据吗？古答：“有关余秋雨的‘文革’材料除来自原上海市委编印的多份《清查报告》外，另有夏其言的信及当年写作组重要成员给我的信件和证词，上次打官司时均作为证据提供给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和原告律师均认为材料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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