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历史与传记作品出版很多。大家读此类书籍，无非想多知道点事儿而已。就整个读者群而言，求知欲较之从前未必增多，亦未必减少；说来还是出版方面更多予以满足，造成一个繁荣场面罢了。其间种种突破禁区或扩大视野之举，譬如某些人物的传记和各种文化史的出版，则该说是文明程度提高的体现了。
占有材料远离虚构
历史与传记的写作，在中国可以追溯至古昔；《史记》为纪传体，更是二者得兼。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与传记，在我们这里仍属弱项。传记写作，以下几点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观念；（三）切入角度与剪裁；（四）文笔。单以材料之占有与使用而论，我们写的传记就难以令人满意。不妨看看两本翻译作品，一是杰弗里・迈耶斯著《奥威尔传》（东方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一是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所利用的文献资料之详尽充实，真让我们望尘莫及。也不必一概归咎于作者功夫不到；有关个人的材料，如书信、日记及其他文件等，向来要么散佚不全，要么缺乏搜集整理。偶有例外，好比鲁迅的生平材料要算比较多了，迄今尚且不见一部内容详备的传记面世，大概不知道或没想到还有此种写法。当然材料是否丰富，并非衡量传记好坏的唯一尺度；前述两本书的优点亦不限于此。另外也有以理解深刻见长的作品，让 弗朗索瓦・利奥塔的《马尔罗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11月出版）即为一例。不过该书恰恰证明，真正有所理解，乃在充分占有材料之后。传记或以叙述生平为主，或以概括思想为主；普通传记之外，还有评传。即以前者而言，传主身份不同，侧重点亦往往有所不同。像《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3月出版）、《权利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迪迪埃 埃里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这类作品，自然要在思想方面多所揭示；以传记论，两本书亦为结实之作。――附带说一句，福柯传记题目中的“权利与反抗”，以及尤瑟纳尔传记的“创作人生”，皆为中译本添加，未免多此一举。
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与传记”，首要一点，是严格区分虚构与非虚构。我们的图书分类，在这方面似乎不够周密；作者和读者好像也很马虎。结果许多“传记”，其实是“传记小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尚要经过一番甄别核实。此乃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根本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或者说绝对意义上的事实并不存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的作者雅克・巴尔赞也讲：“要想绝对准确无误地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恐怕只能求诸上帝了。”但这只说明应该如何看待材料，不能成为自家虚构的理由。作者动辄发挥想象，可能亦为可供使用的材料不够之故。无论如何，我们的传记先要过了材料这一关，然后再谈其他。
观念不同，看到的就不同
至于历史写作，要事无非还是前面所列各项。相比之下，更突出的问题恐怕是在观念及写法上。我曾经为《西方科学的起源》（戴维・林德伯格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7月出版）中译本写过书评，指出其最大贡献是在方法论上。假若作者没有关于科学与科学史的一套看法，这本书也就无从写起，掌握多么丰富的材料都没有用处。――前面关于传记只说到占有材料为止，这里正好就历史与传记一并接着讲下去：作者对于所涉及的历史或传主生平真正有所理解，有所发现，最恰当地切入，最适宜地取舍材料，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好的历史，或好的传记。黄仁宇所著《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首先是以“大历史”的观念见长。材料还是寻常那些材料；观念不同，看到的东西也就不同。另有两部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应该特别提出，一是孔飞力（PhilipA.Kuhn）的《叫魂：一七六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出版），一是柯文（PaulA.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所使用的参考文献，也谈不上孤本秘笈，作者却能别具只眼。柯文标举“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既得之于对那段历史的深入理解，又足以解释那段历史的特殊之处；其中体现的新的历史观念，所涵盖者并不限于义和团研究。相比之下，孔飞力在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发更大，他通过一个特殊案例，发现的也许是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最为隐秘和最为要害之处。写作：“从何谈起”至关重要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作者如何把一段历史呈现出来，或许比他怎样看待这段历史更为重要。就像雅克・巴尔赞所说：“事实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但事实的选择和组合却因人而异。”小约翰 威尔斯的《一六八八年的全球史》（海南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即为独出心裁之作，作者试图勾画的是历史的某一横断面；虽然作者对于该横断面上每个点的开掘，未必多么深刻。对于雅克 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我们也不一定非得认同他那贯穿始终的见解，甚至不妨视为“一本固执己见的书”。然而作者的叙述能力是非凡的，过去五百年间西方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纳笔端，包罗万象，而又浑然一体。认识历史是一种智慧，描述历史是另一种智慧；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中，二者却是相得益彰的。这是我迄今所见写得最好的一部20世纪的历史。还应该提到安德鲁・桑德斯的《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此书别开生面地从乔叟的安葬地如何演变为“诗人之角”写起，因为这“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表明一种独特的英国文学经典名录在前几个世纪中是如何产生的”，――揭示了这一点，一部英国文学史自然就展开在读者面前。“从何谈起”对于一部历史著作来说至关重要，优秀作者无不乐于面对而且总能战胜这一挑战。
前面讲过若斯亚娜・萨维诺所著传记的好处，作者却说：“投射在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身后的‘时间的影子’还不够长，尚且不能将一幅画的色彩与明暗对比清楚地显现出来。”这提示我们，无论传记，还是历史，都不是操之过急的产物。作为读者，不妨耐心等待。好在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好书可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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