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侃在会场接受媒体采访
国际心理学大会开幕前夕，记者联系到了本次大会的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教授。虽然一再说太忙，但张
记者：这是国际心理学大会第一次真正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而似乎国内心理学研究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中国能否为世界奉献一届高水平的大会？
张侃：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一，这次大会学术水平是空前的。反映会议学术水准的大会报告有76个，专题报告会约240个，这大大超过了上届（斯德哥尔摩）的60个和180个。这次大会还邀请到诺贝尔奖得主作开幕式报告，也是以前所没有的。卡尼曼之前，已有4位科学家因为从事心理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卡尼曼是第一个作为地地道道的心理学家而获奖的，他从大学本科到工作，一直都在心理学系。第二，这次大会参会代表达6000人左右，规模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届。
记者：人们对当前心理学在研究什么一般都不太了解，觉得有些神秘，您能否介绍一下本届大会会特别关注哪些学术问题和领域？
张侃：就像奥运会包括了各种运动项目一样，这次大会共涉及当代心理科学的25个分支，学术覆盖面是很全的。如果说热点，可能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脑功能与心理；第二，遗传与心理；第三，心理健康；第四，经济等领域的决策行为研究；第五，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不同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第六，心理学的应用。
记者：请问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
张侃：过去，我们国家对心理学的投入有限，近年来通过中国心理学界的艰苦奋斗，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心理学研究的水平是最高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的研究力量和学术成果全部加起来，也许只相当于最发达国家一个中等水平的研究单位――比如大学里的一个系、一个研究所。
从应用水平来看，我们不但比不上所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心理学工作者要比我们多很多倍。我国人均拥有心理学工作者的数量只及美国的1/200，在世界上恐怕是最低的。应用方面，国内的问题是：不够规范，很多心理学服务人员并没有接受过专业学习和训练；有关方面的投入不足；一些制度不够健全和合理。
记者：我注意到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心理学百年来主要的趋势和方向是“实现本土化和科学化”，您对此怎么看？
张侃：我不同意“本土化”的说法。研究中国人的心理问题要和研究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人的意识、思维、行为的生物基础和机制是相同的，不能说中国人与众不同。当然，人的心理会受到后天、文化的影响，这是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也有其研究规范，不是说要另搞一套独特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记者：那么“科学化”的问题呢？
张侃：研究心理学有两个传统：一是冯特125年前建立的科学心理学，主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人的意识和行为进行研究；一是所谓哲学的心理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亚里士多德，更多依赖于思辩，当然也有一定的价值。总的来说，心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都把心理学归入自然科学范畴，而发展中国家则常常把心理学理解为社会科学。
记者：有人认为，研究物，我们可以采用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因为人过于复杂，人所在的环境是千差万别的，人有所谓自由意志，像物理学那样来研究是有问题的。
张侃：我的观点是，任何一门科学，它必须采用统一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理念。人首先是生物的人，是进化的产物，受环境影响，必有其共性。狭义上来说，科学研究的结论必须能经得起重复的验证，不能是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就聊出一套理论来。如果放弃对科学方法的依靠，心理学也就相当于被取消了。也许，大家对此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吧。
记者：最后，您认为中国心理学应该如何发展？中国能否在未来为心理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张侃：事实上，我们的一些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比如中国人人格结构、脑功能成像、脑电、心理免疫学等领域，我们取得了一些达到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国家将进一步支持、推动国内高水平的研究，例如将成立“脑与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有特色的研究，比如，汉字与其他国家的拼音文字有很大不同，我们可以研究汉语对中国人脑的发育、脑的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这都是我们独特的研究资源。可惜，由于国内心理学界力量有限，这些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
更重要的，我觉得中国心理学界要在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把13亿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总的来说，中国心理学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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