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相比，最近十年以来的国内哲学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进展。这既表现在具体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技哲学、应用伦理、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领域研究的研究者们，几乎都在自觉地进行新的理论探索、不断推出学术品位越来越高的作品，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从其不同的角度出发，开始越来越多地摆脱以往的教条主义影响、越来越多地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现实生活问题，因而从总体上呈现出与当今世界哲学发展趋势非常相似的、“走向现实生活”的可喜趋势。
具体说来，近十年来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从总体上看没有在基本理论框架方面取得总体性的根本突破，但是，许多重要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突破沿袭前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基本研究框架的做法，通过努力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发展的经验教训，分别从“价值论”、“实践唯物主义”、“社会认识论”、“生存论”、“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基本角度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大批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这显然是与直接面对当今国内外社会文化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要现实问题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反映和回应。不过，传统学科分类形成的隔绝状态所造成的研究视野狭窄、理论素养薄弱，传统意识形态影响所留下的心理余悸和惰性，以及由于过分强调研究纯学术而对现实问题的消极冷漠态度，都限制着这个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曾经一度蓬勃发展的“实践本体论”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就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近十年来的国内中国哲学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其一、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如“天”、“道”、“理”、“气”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这显然为人们今天进一步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演变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其二、以哲学问题意识为主线、以思想史为宏观背景的宗教通史研究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进展，无论佛教史、还是道教史，都有比较杰出的表现。第三、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内地和台港澳中国哲学研究界交往的日益增多和逐渐深入，具有浓厚时代气息的新儒家思想研究异军突起，并且正在逐渐走向系统和深入；这显然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最后，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大量译介、引进和相应的研究，目前也逐渐呈现出规模效应；这无疑会对当今中国哲学研究进一步扩展眼界和提升已经达到的水平，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辉煌的背后也隐含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不仅具体体现在目前许多研究者的国学素养和哲学理论功底令人担忧、因而缺乏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的后劲，同时也表现在，许多研究者对真正适合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缺乏系统、深入、全面的反思、批判和创新。因此，清醒地认识和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并且下大力气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从而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而适应时代的需要，是今后中国哲学研究界所面临的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相比较而言，国内哲学界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领域当属外国哲学领域。这不仅是因为自1993年以来，外国哲学研究界恢复并极大地发展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曾经一度中断的、翻译引进外国哲学学术著作的重要事业，《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相继出版，广泛涉及当代西方各相关研究领域的翻译丛书林林总总、层出不穷，而且也具体表现在国内学者自己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学术质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具体来说，后一方面主要表现在：第一、以往的研究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深化，并且表现出“学贯中西而言我”的可喜趋势：北大资深教授张世英先生在此期间出版的著作就是突出的代表。第二、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开拓和进一步发展：这既表现在国内目前蓬勃开展的基督教神学哲学研究、犹太教神学哲学研究等方面，同时也具体体现在现象学研究、存在主义研究、解释学研究、分析哲学研究，乃至对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研究，都取得了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重大成绩。第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出版业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外国哲学研究界引进和研究外国哲学最新成果的时间差距日益缩小，所关注的具有现实性的学术问题逐渐接近，因而也呈现出“走向现实生活”的基本态势；这显然是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对时代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所必不可少的。当然，显著的成绩也同样不可能掩盖存在的问题：其中既有翻译引进过程中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和粗制滥造做法，更加重要的是一方面过于强调纯学术取向而没有真正像今天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强烈关注现实生活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问题意识薄弱，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照着说”的阶段，远未达到“跟着说”的水平，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通过批判反思所引介的国外研究成果、具体针对国内的现实问题，真正做到“我来说”了。因此，如何针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问题而切实做到“洋为中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国内的外国哲学研究界所面临的根本性关键问题。
与上述三个属于主流性研究、处于显著位置的哲学研究领域相比，科技哲学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虽然目前阵容和影响相对较小，但其迄今为止的发展趋势，却因为直接关注相关的各种重要现实问题而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就科技哲学研究而言，近十年来的总态势虽然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火爆，但冷静之中的发展却呈现出更加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其对科技哲学问题、特别是高科技哲学问题的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而且，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与人文领域的关系，这显然已经直接触及到当今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更加重要的是，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逐渐引进和发展，直接从科学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既触及传统哲学研究的理论根基，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值得加以充分重视。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哲学研究，也同样更加直接地面对当今各种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世界性和前沿性的理论难题，诸如“克隆人”、“生命伦理”、“医学伦理”、“环境伦理”等领域，都由于直接面对和研究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要问题而呈现出勃勃生机。不过，这两个具体领域的研究者在直接关注和研究这些现实性问题的同时，多少都有一些忽视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视角的倾向，这显然会最终从根本上限制这些研究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最后，在此期间刚刚起步的社会哲学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虽然目前在研究队伍规模和学术影响方面尚无法与上述几个领域相提并论，但却由于面对有待开发的理论沃土、具有鲜明的学术创新性质、直接面对当今现实生活和文化发展所提出的各种前沿问题，而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生机、活力和重要意义。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维和研究方式，实质上是以忽视现实生活、特别是忽视文化生活研究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为摹本的，因而这两个领域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因为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向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既尖锐、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的问题。只要理论功底扎实、研究方向明确、研究方法得当，这两个领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辉煌的业绩。
与引进西学迄今将近200年的历程相比，10年显然是非常短暂的。上述基本状况表明，当今的哲学研究者只有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通过扎实稳健的学术积累，以积极进取的严谨学术态度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才能使自己无愧于当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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