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马上就满十周岁了，我和它的交谊也有十年了。最初是纯粹的读者，后来不仅是它的读者，居然还有若干文字发表在这份平面媒体上。现在也是它的订户之一。虽然当今网络的威力如同水银泄地一般无孔不入，只需轻点鼠标，该报的文章就会跃然屏（电脑屏幕）上，我还是乐于在灯下仔细品读我订的这份报纸。说来
和《中华读书报》交往当中，一直觉得报纸就像自己的家人似的。即使原来没有给它投过稿，也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看客。因为在这份报纸中刊发的不少文章都是自发来稿，多的是广大以书为伴的朋友们的瓣瓣心香。那些文字不管是清丽脱俗、平白如话，还是词藻富丽、华彩典雅，都透着书里书外难得的情趣。其中许多文章，还不仅仅传达出了某种情趣，更能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有的还相当沉重，读起来并不轻松。不管怎么说，打开这张报纸也就等于敞开了自己的心灵。报纸这一无声的载体和读者自己活跃的思维相互引发有意味的观照，这实在是件大大的乐事。
至于《中华读书报》的报人们，虽然我和他们几乎都没有见过面，可是总觉得非常亲切。这种亲切感，有时似乎若有若无，可总能让你觉出恰到好处的熨贴。这里举两桩小事儿。
还是在创刊初期，我的同事订阅的一份偏偏丢了一期，那时还没有电子邮件，电话也极其不便，他给臧德来先生发了一信，不久便收到补寄的报纸。而且我注意到，报纸上一度还公布了臧先生的手机和住宅电话，可以想见，若是没有彻底的报人精神（我找了这个词来使“为人民服务”具体化），何以甘于在工作时间之外承担读者可能的“骚扰”？臧先生什么模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热心、负责。
陈晓梅女士我照样没见过，但我照样体会到她的热诚。还是在七八年前读硕士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瑞典汉学史〉指瑕》的小文直接寄给主持《文史天地》专刊的陈女士。那是我首次给该报投稿，而且是手写稿。原本没有指望能发表，何况涉及的又是比较偏僻的考古学的某些犄角旮旯。没想到过了不久就发了。而且巧得很，当时编发这篇稿件的陈继玲正好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后来她和我说到是陈晓梅女士把我的那份稿件交由她来处理，这种巧合也令她感到意外。那篇小文发表之后反响尚可，有一次北大考古专业的李水城老师遇见我还提及了那篇东西。也许这是一个激励吧，后来我又有若干文章在《中华读书报》刊发。虽然在这里发表的东西对于评职称之类没有意义，但是我恰恰觉得这样反而没有压力，说的都是心里话。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很少那种高头讲章。像来新夏等先生的文章，经常能令我辈为之痴迷。2004年正月初五，来新夏先生在老北图“文津讲坛”讲中国古代的藏书文化。我就见到有读者拿着刊有来先生鸿文的《中华读书报》请他签名。一份小小的周报，负载了这诸多情缘，也堪称绝佳的韵致了。
如今读书类报刊林林总总，而且《中华读书报》还不是创刊最早的读书类报纸，能办到今天的水平实在不易。我真心希望报纸中浸透的浓浓的报人精神、人文气息能够一以贯之、历久弥新。而且我对这一点充满了信心，因为我只要还具备阅读能力，就会是该报的忠实拥趸。作者地址：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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