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通常通过田野工作深入到研究对象当中，参与并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以及对于文化的看法。美国人类学家恩伯夫妇甚至把田野工作视为“现代人类学的基石”。如果说，田野工作类似
尽管人类学主流理论随着时空变迁推陈出新，改头换面，但其经典民族志却历久弥新。像科学主义民族志的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布朗《安达曼岛民》在今日仍被视为民族志作品中的“圣经”。在此之后的马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9）、埃文思 普里查德的《努尔人》（1940）、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维克多・特纳的《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连续》（1957）等民族志至今仍脍炙人口。从某种意义而言，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不仅是人类学知识的来源、理论建构的基础，也是人类学学科的标准和动力。20世纪上半叶，前辈们也正是以民族志（而不是人类学理论）树立了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位置。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许?光《祖荫下》等民族志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人类学界也出现了对民族志作品撰写的很多反思，中国本土人类学也就如何接续前辈的工作，回应当前世界民族志发展的新趋势，探索民族志的新实践做出了各种努力，萧亮中的新作《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以下简称《车轴》）正是这种努力的方面之一。该书是作者在滇西北中甸县金沙江边车轴村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的民族志，它不仅仅带给读者一份村落的个案实录，更向人们展示了作者在民族志撰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代表着当代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一个全新的实践方向。
《车轴》一书采取了一种较为轻松、带有故事性的笔调，在兼容学术性的同时保持了内容的通俗易读，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也融入在充满亲切的民俗生活描述中来加以讨论。我们甚至可以从章节标题上就体味到这种描述的亲切和趣味，像“寻找土著”、“纳西与博，和而不同”、“苗民，最后的迟到者”、“漂失的母语”、“车轴的‘国家人’”、“讨生活的外迁户”等，连最后一章结论“车之轴？”，作者也取村落名为意象（image），喻指如果以时间为维度，村落就是一辆不停前进的车，那么，支撑它前进的“车轴”又是什么？
《车轴》一书的作者首先是一个当地人，但他又有着异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经历，并经过系统的人类学科班训练，是一位有着异文化研究经历的人类学学者，他对自己到车轴做田野调查是非常清醒的。“田野调查和旅行是不相同的，更何况，这次还有完成学位论文资料收集的任务，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描摹这个村落。这片河谷是我的家乡，我也总是在家乡和外界之间奔波着。我意识到自己离社区生活不可避免地远了，尽管它是我最熟悉的―――是角色转换了吗？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会努力地重新走回去，去复原、构拟车轴村逝去的社区人事，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车轴》10页）开篇宗义，作者跨越了“外来者”、“当地人”（或外来的人类学家和本土人类学家）各自的研究局限，他的努力让文本的撰述在距离化（客观化）之后仍有亲切感，他像一位熟知各项情形，深知内幕消息的讲解者，向读者讲述着车轴和车轴人的故事。
《车轴》一书的先锋之处还体现在作者运用本土知识、分类体系与人类学理论和分析框架不断进行对话，得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解释。最为可贵的是，该书作者在国内学界第一次对“家号”认知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进一步提供了新边疆时期当汉文化和汉人家族观念进入后，纳西家号制度发生的形变和新的结合。“具体的变迁之一就是从家号畛域转为家族认同，并继而接受汉人的一系列家族观念、操作行为甚至一部分仪式。但是，家号和族群认同并没有完全淡去，尤其是家号，它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视域中，只不过逐渐变成了对车轴老户的称呼，已失去原先自我命名、复制和衍变的能力，似乎只是家族系统的一个纳西版而已了”。（45页）这也充分说明：只有从本土区域性的文化特点着手（而不是理论的套用），所形成的认识才能真正达到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日记》里提到的探究人类学最深的意义在于发掘当地人的主要情感、行为动机以及目标的目的。
此外，作者还通过一些有趣的个案探讨了家族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表现。作者指出：“新边疆后期，认同渐以家族为轴，家族阶层越提升，就越会付诸于权力斗争。但另一方面，虽然说家族斗争有很强的历史惯性，其持久性并不完全受政权及意识形态变化左右，但在上世纪中叶，农村最主要的矛盾仍然源于巨大的阶级差别鸿沟，认同也转到以阶级为轴，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让位、隐蔽的状态。”（49页）除了明显的家族斗争，作者对隐蔽的家族袭夺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书中，作者首次将地理学的“袭夺”概念借用到家族研究中，用“家族袭夺”这一概念来表达家族（庭）承祧、财产所属等家族结构的变化。袭夺与被袭夺一般发生在客籍与土著家庭之间，且大多数是客籍去袭夺土著。考虑到改土归流后国家化进程的统一与同质化，以及西南边疆的“汉化”，作者认为至少在西南，车轴的经验代表了一种典型范式。家族袭夺行为在新边疆以来“汉－夷”、“主流－边缘”互动导致的同质化进程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车轴》一书的人类学理论对话和创新性见解遍及各章节。“寻找土著”一节中，作者形象地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岩画、石棺墓、古民居遗址纷至沓来，古人类一茬一茬在这里生息繁衍，那么，到底谁是车轴乃至沿江一带的本地土著？土著是否就一直生息繁衍在当地，或是迁徙到此最早的族群，但这又与移民如何界定。是否可以认为，他们就是社区前世与今生之间的一条线索？在叙述中，作者通过对“当地人”的历时性考察所提出的独到见解对我们真正理解人类学研究对象―――“土著”、“当地人”概念大有裨益。又如在车轴村的宗教信仰问题上，作者通过对村落附近九座庙宇的考察，发现外来宗教及某些民间信仰一般是由汉人和个别族群外来者携入，最后扩延到当地各族群一并共享。它们一般体系不全，鲜有宗教经典，仪式片断化；另外，各种宗教之间互相借用，混淆结合。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学田野作业和研究已从早期的封闭的民族志撰述向在“全球化”思维框架下研究当地社会生活的方向转变，认为任何族群都不可能生存在与世隔绝的小社区内，而是与外界有着广泛的交流。《车轴》的作者在许多章节里从国家与地方权力的互动关系下探讨了汉人、纳西、博、四外人、傈僳族、苗族、民家人（白族）、藏族等的认同和族群、阶层、语言使用等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从自在社区?新边疆?后革命的变迁序列中，考虑了一个边远的、传统和自在的村落如何被边疆化又如何被纳入国家范畴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等等问题。作者认为，车轴村“自在社区－新边疆－后革命”的变迁过程对应着一个“前国家时期”、“国家控制时期”、“全球化时代”的渐进过程。车轴村权力、阶层及认同也随着这三个发展阶段不断地变化、流动。在各个时期，每个族群都不断构建、嫁接着自己的历史。通过与正史接续、嫁接，甚至附会，车轴这个小社区构建并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从而，作者通过“车轴”这个意象，非常形象化地传达出作者将车轴村作为一个较为类型化的村落，代表一种未来的方向和可能预见地不断变动的过程的解释框架。
无论从作品撰写手法、表现方式还是从内容上看，萧亮中的《车轴》一书作为中国人类学本土民族志的新实践，将为人类学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民族志研究的道路。而且，作者对于文字和图像的深厚驾驭功底使该书的上述思想和人类学知识点能通过轻松的笔调和形象化的笔触及画面，娓娓道来，可谓妙笔生花。阅读此书是一种亲切的享受，无论是情感交流、知识传递、观点认知都与当地的血脉息息相关，没有丝毫的距离。相信，此书无论对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学人，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萧亮中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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