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女性身体的战争

英国导演迈克・李（Mike　LEIGH）反映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的堕胎现象的影片《维拉 德雷克》（VeraDrake）获得第6

美国每天具体有多少反对堕胎的游行或活动，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每天在某个地方一定有这类的游行或活动。在美国，被那些极端反对堕胎的人杀害的医生护士近十年内已有几十位之多。类似的新闻对住在美国的人好像有些司空见惯。去年在宾州，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处决的杀害医生的凶手保罗・黑尔，临死前如英雄一般引用《圣经》证明自己的正确，毫无反悔地宣称：“毫无疑问，我的行为将使很多提供堕胎服务的人离开那个行业。”

反堕胎的人坚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认为自己是在保护生命。保护生命涉及三个原则性的道德议题。首先，就新的生命来看，生命是可贵的，它开始于孕育那一霎那，而不是在出生之后，结束一个刚刚孕育的生命是对其人权的残杀。同时，不能因为一个生命还不能为自己说话就认为它的存在可有可无，它同样会感到疼痛，只是不被听见罢了，谁也没有权力结束它。堕胎是谋杀，而且谋杀的是一个无法为自己代言的生命。其次，从母亲的角度看，母亲没有权力决定自己是怀孕还是结束一个生命。因为生命不应为任何人的意愿左右，也不能被怀孕人的意愿决定，因为个人的生命不属于母亲，母亲没有权力决定是否结束一个无辜的生命。第三，根据《圣经》，人是上帝创造的，生命是上帝付与的，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

支持堕胎的人坚信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其理论依据是保护人权。人权首先是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包括生育的权利和选择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没有选择，被迫接受别人的决定，那这个人就可以说没有权利。所以，堕胎的问题实际上是谁到底有人权的问题，是一个尚未发育的胚胎 怀孕十周之内 ，还是怀孕的主体：妇女，有人权的问题。哲学家朱迪・嘉维斯・汤姆森曾用一个著名的比喻为妇女的权利辩护：设想别人打昏你，并把一个著名小提琴家挂在你的身上，而他的生命要靠你支持九个月。在此情况下，你把自己分离出来，即便结果导致小提琴家的死亡，你的所作所为也是合理的。所以一个怀孕的妇女把自己和胚胎分离，最终导致胚胎的死亡，她的作为也是合理的。妇女的权利在这里涉及了四个方面。隐私权：性与生育是她个人的隐私，必须得到保护；她对自己身体的拥有权：不是别人，不是教会或国家拥有她的身体，身体是她自己的；平等权：她们应该和男人一样，有不承担怀孕的后果的权利；自我决定权：妇女，只有妇女有权决定她们的未来，别的人无权指手划脚。

美国妇女的堕胎权得来不易。1973年最高法院才允许堕胎合法化。此前，堕胎只能秘密地在没有执照的医生那里做，结果很多人在做流产时死去，或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1973年后，虽然堕胎合法化了，但很多州的法律仍不允许做流产。在美国要想堕胎比要生一个孩子不知难多少倍。除强奸导致的怀孕稍微容易一点外，人流手术因为手续复杂，时间又长，往往最终无法做成。而且手术需要有各种法律申请、足够的钱以及孩子父亲的同意。

妇女的身体，到底谁说了算？这在美国当代社会和文化大战中是最具争议性的论题。今年4月115万妇女在华盛顿游行，“为妇女的生命进军”这个口号表达了妇女要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但是，妇女是否真正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呢？实际情况难以让人乐观：去年是30年来堕胎率最低的一年，提供流产的医务所，20年来降低了66％，全美276个大都市，有86个根本没有一个医务所或医院做人流。联邦政府自从布什上台以来，更是大大地消减了妇女的健康经费。有关妇女身体的战争，目前还在较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