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福音》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天国主人外出前把一笔钱分给了三个仆人。得到五千的随即投资做买卖，结果使财产翻了一番；分得两千的也赚了两千；惟独那个只有一千的把钱埋在地里，一分没赚。主人回来后论功行赏，不仅依数奖励了前两位，而且把第三位的一千本金也一股脑儿奖给了第一位。
类似的“马太效应
就文学经典而论，它可以说是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核与民族认同的重要质介。因此，对它们的“解构”有可能改变一个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最近，北京大学教授刘意青先生在一篇叫做《经典》（《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的文章中指出，“拿我国来说，近年来虽然没有十分明确的拓宽经典或改变传统经典的运动出现，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争论，比如对王朔的作品是否能登大雅之堂的不同看法，对经典作家鲁迅再评价的尝试，甚至还产生了重写《沙家浜》和重塑潘金莲的作品。这些动态应该说是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潮流在我国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元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
当然，经典及有关经典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以及对它们的认知是在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和与世界文化的横向交流、互动中不断演变和丰富的。因此，经典和非经典同文学中的“严肃”和“通俗”一样，是一对令人头疼的冤家概念。它们的关系酷似爱情中的情和性，绝对剪不断、理还乱。在漫长的文学史上，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曾被“误认为”是“通俗作家”。但时移世易，他们不仅“脱胎换骨”、早早地摘掉了“通俗”的帽子；而且高人远致，成了无与伦比的经典作家。有鉴于诸如此类的复杂与变化，研究界在不断的歧出和匡正中不惮其烦，推演出种种理论。其中之一是哲人马尔库塞（《单向度人》）的说法，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之二是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的说法，他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文学的实际情况也为某些理论提供了依据。于是，那些倾向于作者本位、追求深度表现、注重形式的作品被称之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而那些倾向于读者本位、追求市场效应、注重内容的作品被认为是“通俗文学”。但这样的区分方式显然是很不科学的。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创作主体的某种外化，同时也都要面向读者。所谓的深度表现和市场效应就更不矛盾了，二者的相对性既存在于文学经典，也存在于“通俗文学”。至于形式和内容，原本就很难截然割裂。而其中的侧重又大都取决于“度”和特定的文学观念。难说内容（或主题）先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通俗文学”，更难说形式大于内容的矫揉造作是“严肃文学”。反之，把文学当作哲学工具又何尝不是“通俗”。此外，除去意识形态或市场炒作的一时效应，经久不衰、广为传播的作品往往具有双重性：一是它们反映民族（甚至世界）的某种审美诉求和价值取向（无论“陌生化”与否）；二是它们反过来影响民族（甚或世界）文化，使之形成相对牢固的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产生“熟悉化”效果）。总之，承认二者的合理性比较容易，区分它们就相对困难了。这是由文学的复杂本质（特殊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此外，既然真正的艺术（“严肃的艺术”）具有拒绝和抗议的特性，大众的艺术（“通俗”的艺术）也具有抵抗的基因；那么它们不仅可以殊途同归，而且本质上也就不可避免要成为被拒绝和抵抗的对象。这是矛盾哲学的基本涵义。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无论“严肃”艺术还是“通俗”艺术，其产生和接受过程常常十分复杂，绝对很难以“拒绝”、“抵抗”等简单概念一概而论。因此，笔者始终认为文学作品只有经典和非经典或不那么经典（也即好、坏或不那么坏）之分，却无“严肃”、“通俗”之别；虽然何为经典和非经典同样可能见仁见智，但不论怎样，具备时代精神和民族特性对于任何经典总是不可或缺的；而所谓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性也即内容（包括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的相对高度及表现形式的不流于俗套（对于世界是民族化，对于民族是个性化）。别的都是枝节问题。此外，经典的确立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筛选过程。这是由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而经典又反过来维系着这种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以此激活着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然而，基于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相对性，当今世界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强势话语的“马太效应”淘淘者天下皆是。于是，一如经济全球化之对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强势话语，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境地：取之，可能被“消解”；拒之，可能被遗弃。正因为如此，进退中绳和坚持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按说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作用不容小觑。这是因为话语不仅是交流质介，同时也是认识观和价值观的载体。当然，话语并非一成不变，它也是在广义的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和与世界文化的横向交流和互动中不断变化、丰富并保持活力的。但符合本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要求必定是一切改变和取舍的前提。所谓“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来者不拒和人云亦云是极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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