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论对哲学的影响和启示
相对论对于哲学的真正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立场不同，结论不同。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的是：站在不同坐标系观测同一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本质上它们是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结论就不同，这是典型的哲学问题。第二，条件变了规律要变。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新论
改革开放之后，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的“抑商”政策予以了较多关注。有人认为，“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封建的自然经济，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则认为，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社会中，“抑商”政策的出现是合理、必然的，它维护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也有人直接否定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存在，认为自秦以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都重商，搞商业官营。其实，在中国古代，作为经济政策的“抑商”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国营商业。商业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社会经济运动过程而自行发展，商业甚至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一定是资本主义，二者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古代“抑商”政策对交换环节影响甚小，而对分配环节作用较大，主要目的是减少私商所获社会剩余劳动，扩大国家所得份额，即国家从私商那里夺取商业利益。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袁林文）
中国社会信任度研究反驳韦伯偏见
韦伯等西方学者都认定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西方学者对于这一偏见不时地作出了批驳。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偏见作出了新的回应，认为制度是信任的基础，中西方社会信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信任形式，即“内在制度型”信任与“外在制度型”信任，它们各自由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培育与塑造而成，且各有优长，相互补充。传统中国社会信任度不仅不低，反而是相当高的。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信任形式，如果加以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必将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强大的内在推动力。 （《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董才生文）
文学艺术应如何对抗技术霸权
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看，面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艺术作为对抗人性异化的方式。但关键是什么样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能够真正发挥这种作用，是用感性膨胀的艺术对抗技术理性，还是用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艺术去调解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显然，“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冲突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人类的感性心理与理性心理之间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理性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压制和排斥，并非在剥除人类精神中的感性因素，而恰恰是在引导人的感性生命脱离人文理性的约束，使人仅仅以技术理性的眼光对待自己的生活，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感性欲求。因而，在技术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在强调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方式来对抗技术霸权的时候，如果这时的文学艺术失去了人文理性的引导，单纯强调文学艺术的感性审美功能，就有可能造成感性因素的过度膨胀，产生人性的另一种异化形态。比如二战以后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文学，形形色色的“行为艺术”，都是这种由于感性生命过度膨胀而带来的人性异化现象。 （《文艺报》2004年7月31日马龙潜、高迎刚文）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两次转向
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基本相似的文化心态，然而，文化保守主义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随时代背景的变化做出理论调整的。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外在的民主与科学。两次转向完成了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由西学回归传统，再从传统面向西学的逻辑展开过程。两次转向的主要背景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的没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东岳论丛》2004年第4期俞祖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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