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9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 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整个欧洲和北美思想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无不为这位对人类思想发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大师的逝世而
无庸讳言，在当今后结构主义及其衰落后的各种理论思潮中，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仍当推雅克・德里达。这位思想巨人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是一位典型的“流散”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出生在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后裔，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实际上堪称当代众多理论家从边缘走向中心并最终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典范。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60－1964年在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教授哲学，自1965年起任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他曾经创立了巴黎国际哲学院并首任院长，逝世前长期担任法国高级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德里达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理论批评界的崇高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以及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对他的解构理论的推广和普及，因此他在美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法国的影响。他曾于1975－1985年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被认为是美国的解构批评“耶鲁学派”的主将和领袖人物。解构理论在北美失势后他随即被聘为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并曾兼任康乃尔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每年继续频繁地往返欧美两大陆，不断地传播自己的批评理论思想。
德里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解构主义哲学密切相连，解构主义哲学又称“后哲学”，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有着强有力的挑战和消解作用。由于德里达的后哲学的穿透力，它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即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 humanscience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策略，但其结果却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德里达就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和领衔人物。尽管德里达从来不滥用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这些批评术语，但利奥塔、鲍德里亚、哈桑、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大师却无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甚至连哈贝马斯、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响。当然，后期的德里达也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并受到后者的启迪和影响。
我们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德里达的贡献，就必须从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因素语言入手。德里达的理论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并曾一度迷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而他的解构尝试正是由此开始的。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显然，这一观点对认为语言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反驳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因而在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从而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
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一反经院哲学的传统，而是将他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生著述甚丰，几乎所有的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进入了英语世界，并在北美的批评理论界产生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德里达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溶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分，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他在经院哲学界的地位始终受到质疑。一般认为，他的著述十分艰深难读，即使是阅读斯皮瓦克的英译本或卡勒的阐释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这里我应当指出的是，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相比，德里达是十分幸运的，他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国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乔纳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 和希利斯・米勒 J.Hillis Miller 。在这三位美国学者中，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德里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准确地译成英文，并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艰深解构思想，为其在美国批评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一书则是全面阐释德里达的早期理论的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米勒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及时地把德里达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具体化在文学批评和阅读上。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批评阐释，德里达的高深理论和艰涩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学者们的书架上赋闲。
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思潮，解构主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受到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而退居了次要地位，但德里达本人对解构的尝试却仍在进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批评教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成分的并重，同时也可从后殖民批评理论家斯皮瓦克的著述中见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明显踪迹。面对全球化时代理论的不断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评的崛起，德里达越来越远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以及其后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模式，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代文化批评的理论论争中。他直到去世前一直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显然，他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和独到的洞见仍对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以及批评理论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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