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里达刚刚离开我们的这些日子里，要写点有关他的东西却是难以下笔。或许最好还是谈谈我们之间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的关系吧。他是我的挚友，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当然他还是一位卓越超群的理论家。
结识雅克・德里达，是我人生中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我第一次遇见他是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
在霍普金斯会议召开两年之后，德里达又作为访问教授来到霍普金斯大学，我于是参加了他的第一期研讨班。当时我就是想看看我是否能听懂他讲的法语。在这次研讨班上，德里达将柏拉图的模仿与马拉美的模拟概念进行了对比，这是其《播撒》（1972）中“双重场景”的一部分。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一直认为那绝对是一次极为出色的研讨。我仍旧保存着他散发的对比马拉美的“模拟”和选自柏拉图《裴德若篇》的一段材料的讲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是德里达研讨班的忠实参加者：先是在霍普金斯，然后是在耶鲁，再后来又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在霍普金斯，我们开始一起吃午餐；从那时起，这个习惯在我们始终如一的友好交往中一直保持了四十多年。德里达及其著述一直对我产生着最主要的智性影响。然而，最使我怀念的却不是这些，而是他本人，这个忠诚待人而又慷慨大度的朋友。
德里达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点是其“整体性他者”的观念。这一观念成为德里达著作中越来越显著的一个特色。仅仅是“整体性他者”所具有的涵义，就很不容易为人所把握。而对很多人而言，要接受或者赞同一种对信仰的表白或者忠诚的誓言，就更加困难了。探讨德里达的整体性他者的一种途径，是认识他对主权和无条件性所作的区分。
对德里达来说，无条件性是指研究性大学免受外部干涉的假设自由。德里达将大学的无条件性定义为这样一种特权：它可以质疑所有事物，甚至质疑这种对所有事物都加以质疑的权力，而不受任何惩罚。阿特里奇收集出版了德里达关于文学的文章并将其定名为《文学的行动》（1992），文集的第一篇就是阿特里奇对德里达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德里达定义文学的方式与他在更为近期的演讲中定义大学的方式大致相同，如《无条件大学》（原为德里达于2001年在斯坦福大学所作的“校长讲座演讲”）以及另一篇相关的论文，即他于1999年在雅典的攀生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所作的演讲。后者题为《无条件性或者主权：欧洲边界大学》。这两篇演讲都是基于主权与德里达所谓的“无条件性”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上的。
读者可以看到，我相信在德里达离世之后向其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也是表述其著作中的“信仰之表白”的最好方式，就是去认真仔细地阅读他。我一定要尽力理解他，并在陈述自己的意见时，忠实而负责地对他所说的话作出回应。这就是我的无条件性的责任，尽管根据德里达自己的说法，他对我而言总是、而且也将一直是一个整体性他者；尽管根据德里达自己的说法，履行我对他的责任就意味着牺牲其他一些同样令人费心费力的责任。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杰出教授）生安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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