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探真》 汪春泓著昆仑出版社2004年5月42.00元
《文史探真》一书，按其内容分为五个方面，分别是“简帛出土文献与战国、汉代文史新解”、“经典重读与两汉文史新探”、“地域文化因素与魏晋文史个案”、“佛教与六朝文学、文论”以及“《文心雕龙》在后世的接受和影响”。五个方面各包含着相互关联的诸多问题。其特点是“出新”；而以著者的本意论，则“出新”与“探真”原本是同一杼机。对此，我也有同感，并愿为之说。且例言如下。
“有新材料，然后有新学问”。这是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因治“古史”留下的箴言；其后陈寅恪先生又有“预流”之说与之呼应。在当代，“新材料”的来源有二，一是境内出土，一是域外发现。坦言之，20世纪以来新出土和新发现的文献，在“单位”意义上的规模和价值上，难与甲骨文、敦煌学等比肩，成专门的学问或须时日，但对现有学问的补充、修证甚至颠覆，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学术研究对新材料的审视和利用，就是求新求真的重要途径；也是建立“新学问”的起始。在这方面，《文史探真》往往捷足先登且目光敏锐。其值得称道者，尤在对“郭店楚简”的多处运用。材料本身是一般的或者说是文化和思想的，似与文学无涉。但著者却引以释证文论和诗学。这二者之间的“牵丝”，一般人是很难看出的。要认清它，需要深邃的学术眼光和扎实的考证功夫。刘勰说，“物虽胡越，合则肝胆”。由此可见考证、义理与审美互用的成效；当然亦可见新材料与“新” 用如动词 学问的关系。它如由铜镜铭文对汉代诗学的考释，亦同此类。
“经典重读”，是当下时髦的话语，尤多见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古典文学及文论亦受其浸染。这原本不是一件坏事。经典的意义是多层和多元的，也有着多层的阅读期待；而每一次真正的阅读，都赋予经典以新的含义或“意味”。这里面需要破除的是话语的霸权和思维的惯性。就是说，切忌为定论所囿，也切忌为“常识” commonsense 所惑。否则，学术研究就永远面对着越不过的藩篱，当然也可以说是非跳不可的陷阱。但问题是，怎样重读 凭什么重读 这就有着学术和非学术的区分，以及学术与审美相照应的关系。如果完全是凭借主观的意图或先入为主的猜测，那么这与其说是重读，不如是创造；于表达思想或可，于学术研究则是大忌甚至弊端。而学术意义上的重读，是需要实证的精神与工作，及其与审美鉴识的相互照应 就文学研究而言 。《文史探真》一书给我们提供了若干个这方面的范例，试举一二。曹丕的《典论・论文》，向来都以为是因文论文，在文学史及批评史上则有着“文的自觉”的意义。又因为“文的自觉”之说源于鲁迅，更成为不刊之论。但本书著者却着眼于曹氏集团及曹丕本人的政治目的，认为《典论・论文》的真实意图不在于“文”，而在于限制文人的政治行为及其对政权的影响，因此也就谈不上“自觉”或“不自觉”。又，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有“江山之助”说。这个创作论的命题，通常人们都解读为自然风物对诗人兴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本书著者却通过对原文的细读，对特定语汇 “江山” 之特殊涵义的参证，并结合时代的背景、文风以及后人的理解，认为此说实为特指；指的是人生际遇的坎坷不平。此类“重读”及“新解”在《文史探真》里尚多。不能说它们都是正解或定论――这也不符合“经典重读”的本意――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重读”都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因而是实事求是，而非随心所欲。凭此，这“重读”就为规范的学术研究提出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观点和新视角，并期待着对所读作品的同样规范的“经典重读”。
中国古典文学及文论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与文化系统中其他方面――诸如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文学及文论作品与其他的学术文化就有着种种“互渗”及“互文” intertexture 的关系。研究文学和文论而顾及其他“文化”，也就理所当然。但这种“顾及”，不是简单地铺垫或参照――就像以往文学史或批评史在谈论作家作品之前而做的背景介绍那样――而是要考索出二者甚或三者、四者间的内在联系。做到这一点，起关键作用的，仍是考证。经由考证，让人们看见文学或文论作品及其观点或特征的根基和缘由，从而也就对所研究对象的价值意义有一个正确而又深刻的估量。在这方面，《文史探真》所做的工作很多，而我以为，著者尤为关注的，是隐含在文学和文论作品背后的地域、学术及政治。在中国古代，这三者之间又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一并形成一个时代文风及趣味和观念的精神氛围。书中作为个案加以研究的，有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玄学背景下阮籍嵇康之比较、从东吴学术文化特点看陆机文学理论和创作等等。就中提出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比如颍川学风尚法家之刑名，故其士人多为曹氏所用，也深刻影响到建安文学；又如陆机思想因其早年居处地域偏远而未染新变之风，仍因袭汉儒“天人感应”之保守观念，故其“感物”论并非张扬主体精神，其山水诗也相对滞重和“俳弱”；再比如，阮、嵇虽都宗尚老庄，实则学术思想的渊源和师承各异，以至于影响到二人的创作风格及人生命运。凡此种种，都关系到对历史上文学现象的再认识，以及对重要人物的再评价；也都好在拨开旧说的迷雾，让我们看清“历史”的更加真实的一面。之所以能够如此，当得益于借重一个大的背景或语境的解读；而解读之所以成理，又是靠着贯通各个文化领域中文献及史料的考证。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十九世纪法国实证主义批评所标榜的“种族、环境和时代”。“种族”之事，陈寅恪先生早有发覆之力作；而“环境”与“时代”，是文学研究更大的空间，当后有来者。《文史探真》踵武前贤，别具只眼，于六朝文学又有新证，自然功不可没。
说到文学、文论与学术文化的关系，要特别提及佛教与佛学；这是《文史探真》下了功夫也颇有创获的课题。佛教与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世人皆知，而六朝又是佛教与佛学在中国的第一个兴盛期。故而研究六朝文学及文论，不关联佛典甚或于佛学无知，就只能是皮相之谈。对此，学人并无异议。问题是，六朝文学及文论与佛教及佛学的关联之处何在 这并不是能够从表面现象一望而知的。不如说，文本层面给人们提供的线索并不太多，也不是最主要的。而二者之间更深隐的契机，是在学术、思想及文人心态的层面。把这层意思看透，才能说是真正把握住“文”与“佛”的因果及互动关系，才能知道一些重要的文学观念及批评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特殊内涵。对此，前辈学者已有感悟和论说，也有概述和发微之作。但更深入具体的研讨，还有待后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文心雕龙》。此作在思想及体系和体例上受佛学之影响，范文澜先生早已点出。但这影响究竟何在 还须一一证实。《文史探真》中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就常着眼于此。比如，刘勰“唯务折衷”批评标准与佛教“顿悟”、“渐悟”之关系；又比如《文心雕龙》中的“道”与“经”与佛学中“道”与“经”之关系；都是发人深思之论。其引证佛典及论证过程，恕不能在此详说；或许也还可以再精益求精。但这研究本身，是足以对开辟“《龙》学”新境界起到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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