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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准备着,是为了倾诉

2004-10-2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朱军,1964年生于兰州市,1981年入伍,1988年被特招进了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了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节目主持人,主持《东西南北中》。现在主

持央视三套的《艺术人生》。

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的主持人朱军出书了。内容挂在新浪网上,招来网友们言辞激烈的评论,留言版上褒贬参半,愈发引起读者的好奇:朱军写书,到底是怎样的内容?

新书的名字叫《时刻准备着》,这样一个很“正”又很“嘎”的名字,倒是符合朱军在观众中的印象。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本报记者就曾采访过朱军,他说这部书讲述了他自进入央视10年以来的点滴小事,期间穿插了他的工作、情感经历以及“北漂”、创业的艰难生活。曾经鄙视“名人出书”的朱军表示,这本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名人出书”不一样,“我不觉得我是‘名人出书’,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我自己的感受,我没觉得自己是名人,我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轰动的事,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过了许多年之后的一种反思,一种感悟,我这本书不是叙述,不是对过往的事情的叙述,写这些事是为了表达我今天的感受。”

读书报:你也曾经是个“北漂”,书中记录了这一段经历吗?

朱军:记录了。当时刚到北京的时候,生活上确实比较清苦,情感上尤其的孤寂,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然后你所服务的单位又是一个需要你仰视的单位,那时确实感到艰难。但是我的目的明确,就是想干一件事,因为目的明确,所以也很快乐,人有方向的时候总是很快乐,就怕没有方向就会觉得很迷茫。

读书报:这本书中最动感情的是哪部分?

朱军:写父母那一段,写得很快,也是写得最动情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涌动,几乎是掉着眼泪写完的,尤其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付出的爱,所以是情感表达最充分的一段。那段时间,不到两年,一年零两个月,父母先后离去,对我的打击很大。

读书报:书中对生活中负面的东西是否涉及?

朱军:严格地讲,我心中负面的东西真的不多,坦率地说,这是第一次完全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而面对这么多的媒体朋友,而且我会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生活中负面的东西有,但我经常不会去想,想了也无益,与其那样想不如积极点想,自己舒服,别人也舒服。

读书报:感觉生活中您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常常怀着一种感恩的心,那您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名人出书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你怎么看名人出书?

朱军:实在地讲,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能也不会出这本书,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动力,在艺术人生做了两年后,就有读者打电话写信来建议由观众当主持人,我做嘉宾,想听听我的故事,但是拿我的工作平台讲我的故事,我自己是不能接受的,也不能认同。但今年3月份的时候,节目组去了好多观众,依然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同时,这一阶段,也看到一些同事的书,比如孙玉胜的《十年》,我觉得有些情感、有些感悟是镜头无法表现的,还是需要文字来表达,我今年40岁了,所以想送自己一个礼物。恰巧这个时候,长江社来找我,所以一拍即合。

读书报:你的这本书和其他的名人出的书有什么不同?

朱军: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我自己的感受,我没觉得自己是名人,我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轰动的事,都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过了许多年之后的一种反思,一种感悟,我这本书不是叙述,不是对过往的事情的叙述,写这些事是为了表达我今天的感受。

读书报:当年和杨谰一起主持节目时,你觉得自己当时挺土的,现在呢?变化大吗?

朱军:从外在的说,我现在如果是在做节目,我会让自己和这个时尚社会更合拍一些,我荣幸地告诉大家,我是时尚杂志评出的时尚先生的候选人,很多年了。但在生活中,我是特别随意的一个人,夏天经常就是一个大背心就穿出来了。

读书报:《艺术人生》之前,感觉你似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是《艺术人生》开掘了你最具才华的部分,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变化的?

朱军:《艺术人生》对我意味着真正的成功,我在书中也写到了,它让我找到了37年人生经历一个倾诉的出口,有很多情感、价值观我会通过节目表述出来,也许有人不认同,但它是我的,《艺术人生》中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如果嘉宾和我的价值判断不一样,我们可以在节目中探讨,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样一个探讨的平台。之前的《东西南北中》和一些大型的晚会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平面的朱军,但《艺术人生》中我展现的是比较立体的,是真正作为主持人的朱军。我希望两鬓斑白的时候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不过这说起来有些矫情,但好像心里在这样想。

读书报:《艺术人生》中主持人的作用是不是更大一些,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军:谈话节目一定是主持人的节目,这是无庸质疑的。这之前,会有很多的前期的准备工作,细节的设置等等,但是在现场真正发生情感碰撞的是主持人的工作。如果一期节目做过以后,你觉得大家都表达得非常尽兴,舒畅,那么作为主持人,我不敢说是成就感,但是一种长长出一口气的畅快感,甚至这种感觉会延续,节目可能只有2个多小时,但做完节目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长达5、6个小时的畅谈。除了没有摄像机,实际上我们的谈话还是在继续。

比如说采访刘欢、王志文,都是节目录完了,都半夜了,可我们的谈话换个地方,找个小酒馆,还在聊,一直聊到天亮。

读书报:你曾经说过,不希望观众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主持人身上,这样不利于节目,你现在又准备出书,会不会更加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你的身上呢?

朱军:关于出书,我刚才也说过,如果别人出于善意地劝你做一件事,你拒绝了,第二次,你又拒绝了,可以说你内敛或是风格高,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就同一个话题那么真诚地希望你做,你还是拒绝,那就叫“给脸不要脸”了。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找了这样一个方式,也是给那些观众一些交代。

读书报:你的书中会记录一些做得不成功的节目吗,比如网上讨论比较多的觉得你在那次节目中表现得不够好的《无间道》?

朱军:在书中我记录了一整页网上对我的批评,当然谩骂的除外,批评我是接受的,谩骂我是拒绝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权利骂我。

我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做过多解释,只是记录了一些当时在现场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当时我在现场念了给梁朝伟、刘德华的第三个问题,他们说不听,可我还是念了,网上说好像真难堪呀什么的,但是现场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之所以把第三条拿出来执意地念出来,其实我原本也并没有需要他们回答,是想告诉大家,他们之间是有着友谊的,他们都在为对方挡着一种东西,都把最难的一个问题留下来而没有推给对方,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照,很让我感动,我想把这个东西也告诉观众,在书里我表达的也是这样的想法。

后来,我们通过长江社的编辑知道,朱军坚持选用《时刻准备着》做书名,是因为他觉得一直以来,面对命运的种种选择,自己的状态始终是“时刻准备着”,而机遇都是在积极“准备”中光顾的。他隐隐感觉,以往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艺术人生》做准备:从小家境的窘困和父母近乎“苛刻”的教育;当侦察兵时对品格脱胎换骨的锤炼;偶然中被推上台做“主持”;杨澜、高立民“适时”地出现与友善的建议;“漂”在北京时的处处碰壁;进入中央台后的数次“改行”以及才艺上的天赋和痴迷等等,都是在为最终的追求做铺垫,并且如愿以偿地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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