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一北两则消息，都颇富娱乐性，更堪玩味。不妨说与你听。
南京江宁有个彭福村支书沈庆喜，从20岁当生产队长，后任村支书，其间凡50多年，小村如今有幸成为省级农村“实验村”，市“示范村”，按说功不可没。临退休之际，沈书记自拉赞助筹资16万元，在村口必经之处建了个大理石牌坊。“我为村里辛苦了半
与沈支书相比，老作家王蒙就傻到家了。这老爷子出道也早，20世纪50年代就弄个《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火了全中国。后来直做到国家文化部长的高位，2003年出版了全集，在青岛召开过“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6《文学自由谈》），近日又被北京市作家协会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做文做到这个境界，也够可以的了。按沈支书的标准，树个功牌坊，一准没问题。不过，文化这个行当水儿深着呢，才不做那种劳民伤财的石牌坊呢，要搞就搞个“塑像”，来个西洋唱法。可王老硬是不领情，竟然生生给拒绝了。你说这不是傻帽儿吗？况连支书都知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立个功德坊，好给自个留下个“硬件”，给后人留下个念想，唯独王老不通人情世故，难免为沈支书笑焉。
当然啦，无论是沈支书自树牌坊，还是王蒙婉拒塑像，都属于个人的行为，都是一种私权利的选择。尽管沈支书树碑已花了不下20万，可那是人家自己拉来的赞助，没花村里的钱。尽管看上去不美，作为旁观者也只有当作一种风景远观。从心里说，两相比较还是可以分得出美丑高下的。中国人有树碑立传的瘾好，不仅仅帝王将相，要流芳千古，以至于修定史书，永远占据后人的文化记忆，即使是一般百姓也似乎有着一种执著，只是没有那么多的穷讲究，弄块匾，立个石头，刻个名就算完事，但其目的则一，都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忘其功德善行。于是，我们就有了碑林之类的文物古迹留存，成了后生游赏把玩的物什。;
不过，立碑树传毕竟是大事件，毕竟是郑重其事的丰功伟业。既如此，不是什么人都可能树功德坊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立祠设祭的。就连武则天呈一代圣雄，死后也只是立了块无字碑，大有是非功过任人评说的况味。其实是明智之举。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似乎只能任人评说，自己说了不算数。你说自己一百个好，不如别人说一个好。你以为自己功德当流芳百年，后人未必就买你的账。你活着的时候，可以自己动手树功德坊，可以强迫他人接受你的恩德，但无论是多么强权，也只能管生前事，管不了身后事。也就是说，你自以为可以骄人的政绩，说不定过若干年回头看却是败绩。你自以为流芳百年，就不定会遗臭百年。无情的历史总是喜欢这样捉弄人。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树碑立传的事要慎之又慎。至少自己不要给自己立碑，至少不要活着的时候给自己立碑。至于死后的事如何，铁路的警察你就管不了这一段了。即使是别人执意给自己立碑，也应婉拒才是。即使是众望所归，即使是实至名归，你也会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当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所以，我很钦敬王蒙老先生那样一种自知，那样一种洒脱，那样一种优雅。对于主办方要给自己弄塑像，他说：“我觉得有点可怕，有点可乐，有点自惭形秽，诚惶诚恐而又乐不可支。”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我目前的创作，我还对不起读者――我希望我不要很快变成一座塑像，一张照片，哪怕是白金塑出来的塑像，或者超大型二十四英寸的压模彩照。”
这就是王蒙，一个自知的智者，一个自爱的大家，一个值得尊重的老人。面对这样自尊的老人，面对这样真诚的长辈，面对如此不服输的老人，我们似乎只有尊敬的份儿。一切功德坊，一切所谓的塑像，都显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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