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会议安排下去了吕家河村。这是一个隐藏在武当山后山皱褶里的小山村，道路虽经稍事修整，也还是七拐八弯绕道才能进得去。在村子里听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男女村民演唱的各类民歌。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与其说印证了会议研讨的结论，勿宁说是启发了我的思考。古人说的“礼失，求诸于野”，这条有关礼俗和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在这里再次得到了验证。古代中原的若干歌曲及其类型，在漫长的历史途程中，在产地中原逐渐消失了，被遗忘了，如今，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山村里被保存下来，它们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仅这一点，不是值得我们特别珍重吗？
我对李征康在吕家河村记录的15部长诗特别感兴趣。在会上发言时，我着重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粗浅的见解。我重提胡适先生当年的一个著名论点：“故事诗 Epic 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的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像力的民族。”（《白话文学史》）对于胡适先生的这个论断，我们大可怀疑。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史诗和叙事诗姑且不谈，近50年来，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至少在鄂西北和江南吴语地区两个汉族地区相继搜集到了数量不少的长篇叙事诗。上世纪50年代初，宋祖立、吕庆庚在湖北崇阳、蒲圻一带记录搜集的汉族长篇叙事诗《双合莲》，长达1500行；同时期还搜集了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诗《钟九闹槽》。钱静人于1952―1953年在江苏南部搜集到一部长达275行的叙事吴歌；到80年代，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又相继搜集出版了《沈七哥》《五姑娘》《孟姜女》《赵圣关》《林氏女望郎》《鲍六姐》等30余部长篇叙事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一书。这说明，汉民族不是不富有叙事传统，而是没有搜集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传承中失传了。如今又在武当山下的吕家河村搜集记录了15部长篇叙事诗，怎能不叫我高兴呢？这些长诗固然不一定每部都是佳作，都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但同样我也确信，其中必有好诗在，它们无疑丰富了我国文学的宝库。这个事实证明了胡适先生早年提出的那个结论或假设，是证据不足的，应予修正；中国文学史也应该改写。
吕家河的民歌与社会，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人文与社科研究课题和媒体报道的热点。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会学系的学者们成立了吕家河村课题组，对刚刚掀开冰山一角的吕家河村的民歌，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他们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武当山吕家河村民歌集》就是他们的成果之一。这些传统民歌，就其内容而论，反映了明代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和文化传统，除了属于生活民歌、私情民歌类的大量作品外，还有反映了民间信仰的民歌，如哭丧歌、祭祀歌等，也还有相当数量是属于本地文化传统的民歌（如已经失传的《武当山莲花落》），以及道教色彩较为浓厚的民歌。跟在他们的脚步之后，曾经在1918年开创过现代歌谣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从前年起也踏上了通往吕家河的那条山路，山村从此成了他们每年暑假采风实习的基地。
吕家河村不过是汉水以北、秦岭以南这个极富独特性的区域文化地图上的一个点。以我粗浅的知识，这里的文化，既受了楚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又与楚地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既受秦地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不是秦地文化。以吕家河村的民歌为基点所作的调查和研究，无论对鄂西北社会、民俗、历史、宗教信仰等文化传统的研究，还是对汉民族文化移动与交融的探索，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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