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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化与科学大战

2004-11-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2004年11月5日至7日,由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和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后现代科学观与科学大战”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60余位学者,在三天会议期间,他们就后现代科学观、科学大战等论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

科学文化

和人文文化的分立以及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之间的紧张,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备受西方学术界的瞩目。尤其是1995年索克尔诈文风波之后,有关争论更是达到高潮。尽管从一开始,国内学人对相关事态的进展保持着高度关注,也不乏介绍和批判相关现象的力作,但鉴于文化氛围的种种差异,终究有雾里看花之感。显然,要对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和动向,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和浮躁的跟风附和,这样散兵游勇式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次会议的召开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林德宏首先在发言中阐述了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实在论与实证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指出,我们对任何思潮的评价都要坚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力戒用一种片面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

李醒民回顾了活跃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批判科学学派的科学观念,他认为,这一学派的科学观既保留了经典科学哲学的合理内核,又体现了现代科学的时代精神,特别是提出了一些后来为后现代科学哲学详细阐发的观点。不过,后来的逻辑经验论忽视了那些后现代方面的因素,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却抛弃了经典的内核,把自己的智慧恣意夸大,走向另一个极端。

对于近来国内有关科学与反科学的争论,邢润川重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反对科学主义并不等于反科学;科学主义是国际性思潮,没有国内与国外的区别。他认为,科学大战实质上是两种文化在深层认识论层面上发生冲突的表现;他呼吁二者间的对话而不是大战,因为对话有益于它们更好地认识和反省自身,对两者都有建设性的意义。

江晓原和刘兵讨论了在中国有没有科学大战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还没有出现所谓的科学大战,因为似乎科学家一方还没有参与相关讨论。他们再次提出话语权的问题,认为非科学家(其中当然包括人文学者)拥有正当的权利来讨论有关科学的种种问题。此外,他们强调自己反科学主义,但并不反科学。袁江洋则对他们的个别观点提出了异议,比如江晓原和刘兵对科学主义的定义就存在一些问题。另外,郑毓信认为刘兵以建构主义在教育界的应用来指责国内科技哲学界的滞后也是不恰当的。

面对后现代科学观和正统科学观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成素梅在“社会认识论与科学修辞战略”的报告中指出了两种文化以及两种科学观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冲突,并介绍了国外最新提出的解决方案即科学修辞学战略和科学观。在当前科学文化论战的语境中,这种修辞学战略的解决方案也许值得我们认真研讨。

在科学与反科学的争论中,焦点之一就是所谓的“双刃剑论点”。田松认为,尽管这一命题含混而且笼统,但却有一定的意义:它撼动了科学的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撼动了科学的神的形象。这样,“双刃剑论点”在田松这里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柳延延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目前有关科学的状况表达了失望。她在提交的题为《科学,要说爱你不容易》的报告中指出,当代科学和在科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技术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它日益远离人们的经验、常识和日常语言所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导致了一个悖论,即科学知识的空前增长与人们对科学的无知之间的矛盾;并呼吁哲学家要关注这一矛盾。

在有关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的分组讨论中,陈克艰提出,SSK是严肃的历史学研究,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他们的哲学却绕过了康德,批判的只是一种大众化的理性主义;并引用了郑毓信的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高过康德是好哲学,绕过康德只能是坏哲学”。胡长栓在《从认识论到生存论》的发言中指出,科学理性的发展取消了认识论中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因而我们只能超越认识论的视野来为怀疑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以人之存在及古希腊怀疑论的生存论本质为基础,从人类自身的深层的怀疑维度来寻求解释,实现怀疑论研究的生存论视野的转换。

郝宁湘认为,对科学家而言,科学主义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一种信念,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因此我们谈论科学主义也不能只停留在哲学层面上,而应加强对现实的关注;并例举了克里克在意识问题上的还原论观点,提出要强化对“实践的科学主义”的研究。熊登榜在发言中阐述了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观与后现代科学观的区别,并描述了它们的具体特征;其中,关于后现代科学的发言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安维复认为科学大战爆发已有近十年时间,这十年中国际学界在许多问题上都已有了很大进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走向一种“中间道路”;因此应该写一些类似于“科学大展十年祭”的文章,对从索卡尔事件以来国际学界的动向作一个追踪;安本人也作了一些整合工作,介绍了社会经验主义或辉格实在论以及争论研究等在国外发展的新动态,其“中间道路”的提法在与会代表中引起普遍的共鸣。最后魏屹东介绍了科学大战的一些新进展,并将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攻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政治的、情感的层次,包括后殖民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等;二是知识的、哲学的层次,包括波普、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等。

杨艳萍在《利奥塔视野中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言中,介绍了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颠倒过来了,不是科学决定技术而是成了技术规训科学;这种关系的颠倒使得专业教育只能培养出单向度的技术性人才,而难以产生知识精英;并介绍了利奥塔所谓的与以往强调确定论和确定性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科学,并论述了利奥塔后现代科学的人文意蕴。刘晓力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发言中,主张区分SSK学者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SSK的真正目的是要借助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的方法将认知世界环境化,从而将科学知识变成集体建构的产物,其真正的哲学抱负是要张扬一种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发言最后指出理性和经验认识论两种意义上的认知是在研究科学的认识维度和社会维度之间关系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科学哲学所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次大会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与会代表提交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如马来平教授的《全面认识科学方法应用的限度》、李笑春教授的《认知文化:知识社会的实验室研究》、戴建平老师的《在数学与后现代理论之间》、孙思老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知识观的分析批判》等等,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科学哲学界已经能够紧紧把握住国际学界的动态,并进行了很好的消化吸收,从而推动了我国科学哲学研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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