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的名气愈来愈大。近年来，有许多朋友，不管是“村”内外的，还是京内外的，常有人问起中关村的地理边界和历史起源问题。还有几位外国朋友拿这个当学问做，认认真真地拟订调研提纲，列出一二三四来。细想一下，它既涉及中国科学院院史，也涉及中国当代科学、教育和产
业史，还涉及北京史和社区史的问题。
“永久院址”的用地
“中关村”的真正得名与定名，与中国科学院的“入住”和随之而起的“科学城”有关。成立于1949年的中国科学院，是以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原有机构为主要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南京，北平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机构集中在北京的东皇城根和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院本部机关则自1950年6月起设在北海西沿附近的文津街3号（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确定研究所组建方案之后，有些南方的研究所须迁进北京，在京各研究所也都要扩充实验室和办公室，摆在当时院领导们面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北京选择一个能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科研基地，时称“永久院址”。
在建国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专家讨论未来北京的建设规划时，已大致形成了将高等学校比较集中地安排在西北郊的共识。身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的竺可桢认为，科学院的研究基地应靠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交通条件和电、水等基础设施，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而更重要的是，科学院的发展必须借助大学的高级科研人才，地理上的接近，便于学术上的合作交流。
科学院曾于1950年向政务院报告申请圈用农科所（今中国农科院）以北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以南为院址，但未得批准。1951年1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竺可桢代表科学院汇报1951年度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优先考虑在北京修建近代物理所（后来发展为原子能研究所）和地球物理所（后来分化发展出卫星设计院）两座科研大楼，急需落实建楼地址。竺可桢在50年代初期的日记中，记下了为此奔波的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研究中关村早期发展历史的若干线索，可以在某些重要环节上弥补档案资料和访谈口述的“空档”。
据日记，1951年1月30日中午，竺可桢为组织编写中国科学史著作事，从城里来到清华大学。中膳后，先与叶企孙、华罗庚、李继侗等谈，下午则为建筑史方面问题专访梁思成。梁在清华任教，并参与北京城发展规划，竺与交谈中得知“西郊文化区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均已拨了地，北京大学又要农业研究所与燕京［大学］间之地”。他当晚回家后，即与同住于科学院第一宿舍的另外两位副院长吴有训、陶孟和交谈。院领导于2月1日开会，认为“若科学院不去要地，势将落空”，遂决定致函政务院，再次提出申请用地计划。
两个月后，竺可桢在4月7日记参加院长会议：“据丁瓒［院党组副书记、院办公厅副主任］报告谓文委会与首都计划委员会均已同意科学院在西郊农业科学研究所左近圈地事，且即可进行。新建筑即可设立其上。”具体情况是，批准将大泥湾以北、成府以南的4500亩划为科学院用地。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在这个本来应该悠闲的日子里，竺可桢却是以急切的心情要去扫描一下新院址。他在这一天的日记写着：“十点偕正之［吴有训］夫妇、松松［竺的小女儿］往小泥湾、大泥湾（对面马路有人民大学的校舍）、岳王庙等地勘察院址。”他们此时是在小泥湾西侧的大路下车,来到了新拨用地的南缘，在今中关村路双螺旋标识建筑物南侧附近做些观察，或许是考察一下能否先在新址南缘建楼。当时由此向正北方向无路可通。往西北方向则是进海淀大街，可乘车经龙凤桥、北京大学西门、圆明园南侧到清华大学，但也都无法开车进入新址的北缘。后来在中关村建起的第一批楼，是选择在离老清华园车站较近的地方。
割让“中关园”
北京大学，原在城内沙滩一带，教学和生活用地也极为紧张。在科学院得到拨地的同时，北京大学得到批准的新校址是在科学院用地的南面，即大泥湾以南至农科所（今农科院）以北的地段上。到1951年末，政府高层已经内定了院系调整计划，北大将迁至燕园。1951年12月初，由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曾昭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出面，要求将北大的用地与科学院用地对调（本年竺日记12月6日）。从北大方面说，这是合理的，如此可将新校区与原燕大连成一片。但此议提出为时已晚，因为科学院的建设规划已经确定，作为优先安排的重点工程―――近代物理所大楼，已破土动工一个多月了。因核科学研究的需要，该楼建筑的设计规格很高，耗资颇巨，改变计划势必造成极大的浪费，科研计划也会因此而拖延，其他建筑计划都要推倒重来。
12月7日上午，竺可桢、吴有训副院长和严济慈（院办公厅主任）、钱三强（近代物理所所长），陪同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刘皑风到建筑工地视察。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由清华园至近代物理所建筑新址，系钢骨水泥17米×45米五层楼，估价一百二十亿，已付70％以上，二百一十天完工，已起一个月，底脚已做好”。
在视察现场之后，教育部方面放弃了要求科学院与北大用地全盘对调的原议，改为希望在燕园东侧为新北大扩展，要求科学院割让北面用地。此事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出面协调。科学院为此召开院长会议，经讨论，决定从原来拨给科学院的4500亩中划出北面1000亩左右给北京大学（本年竺日记12月8日）。
至此算是尘埃落定。1952年2月，科学院成立建筑委员会，吴有训任主席，陶孟和、竺可桢任副主席，委员有院内外专家严济慈、梁思成、张开济等20余人。中关村科学城的大规模建设即全面展开。同年，北大、燕大、清华成立三校建筑委员会，确定用科学院的“割地”修建教职员工宿舍。先是第一公寓，后是连片平房，再后是第二、三公寓。这一片地，后来称作“中关园”。
科学城中第一楼
1953年4月19日，又是一个星期日，竺可桢记“上午和叶笃正、陈君衡［宗器］至蓝旗营保福寺看近代物理所房子，已造至房顶，正在放钢窗，放水管。又至社会四所，正在打地基，又看地球物理所的地位。”
叶是气象学家，陈是地磁学家，都任职于地球物理研究所。该所的前身是竺可桢创建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按既定的基建计划，继近代物理所之后动工的，将是其东侧的地球物理所大楼。另有“社会四所”，是指当时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分的四个研究所（社会、近代史、考古、语言），要为它们在近代物理所附近西南向上修建四幢二层小楼。此时刚刚在打地基。因其结构简单，倒是在本年10月就完工了。不过，科学城中第一个现代科学实验大楼，毕竟还是近代物理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50年5月，后于1958年7月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因此那座楼后来被称为“原子能楼”。
中关村以科学城和科学园区而知名于世，原子能楼既是中关村科学城发端的标志，也是新中国核科学事业的摇篮，它已经51岁了，在中关村中，具有作为科学文化历史纪念地的最高含金量。“中关村”名称的由来
尽管“永久院址”确定于1951年，但在竺可桢日记中记述新建筑所在地时，先是以清华、蓝旗营、保福寺为参照地，后来则以“西郊”代指。
“中关村”名称的由来，与“中官”居民点有关。关于这个居民点的名称，可以说是史无定名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有过中宫、钟关、中关、中关村、中官儿、中官村、中官屯等多种多样的说法。这可能与这一带及其周边地区在历史上有过的太监庙、太监坟有关。中官，虽含义多歧，但在明清时期是用以称谓太监的。
康熙年间有《日下旧闻》一书，书中录有北京各地的记载和资料，但没有关于中关村的记述。在此书问世后的年代里，北京西北郊开始大兴土木，建造皇家园林，为北京增添了许多新景。乾隆爷指令一批文人学士对《日下旧闻》进行大篇幅地增补和考订，撰成《日下旧闻考》。与《日下旧闻》相较，该书在新增的“国朝园囿”部分，把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等，尽纳其中，对圆明园部分记述犹详。另在“郊?”部分，则大量增加了有关圆明园周边地区景物的记述。其中的海淀、皇庄（今黄庄）、蓝旗营、保福寺、陈府村（今成府）等，都在圆明园的南侧，说明书作者们曾经到过今称中关村周边地区做了认真地实地考察。
书中所列的黄庄，原来可能是明代为宫廷产粮的皇庄，至清则废。保福寺，是明代兴建的寺庙，曾有名僧主持，寺中有塔、钟、碑，可能有过香火颇盛的时期。真正伴随圆明园而新起的，是蓝旗营和陈府村。蓝旗营，即保卫圆明园安全的“正蓝旗护军营房”。蓝旗，乃“八旗”之一支，是满族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兵民一体的军事组织。陈府村，在明代已有道教建筑。清代成为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寓园所在地，地名亦因此改称“成府村”，在圆明园遭毁之前，曾盛极一时。海淀镇，在金朝时是京城通向西北方的交通要道，至元代建大都皇城后，因北上要道东移而一度转衰，到清代则又因皇家诸园林的建设而兴起，发展成为一个聚有相当数量非农业人口的商业集镇。
在周边地区人口激增的情况下，介于这些“发达地区”之荒郊野外的空隙地带，最有可能充当为死亡人口找出路的坟茔地。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中关村发源地”，就是坟茔地。最早与太监有关，但更大量地应是来自周边地区的居住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坟茔可能改变为耕地，看坟人可能兼为农民或完全转变为农民。据原保福寺乡长邓启祥老人说，在土改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口语流传称这里为“中官儿”。在民国时代，这个居民点的边界情况是，南至今四环路南侧，东至蓝旗营西门（今科学仪器中心），北至成府路南缘，西至今中关村北路东侧。旧保甲制时期，“中官”的北部（今中关园一带）为保福寺乡五甲，南部为六甲。在今中关村北一街的通道上，当年东缘的一家小卖部和西缘的一所住宅的山墙上，都有过“中官屯”三字标记，或许那是由“中官坟”的谐音而来。
1953年10月，刚刚出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秘书的丘宝剑，奉命率“部”开进刚刚建成的“四所”新楼，住进了最南面的那一座。在距离楼门口西北不到10米的地方，有一个小店。丘宝剑看到南墙上用石灰写着“中官屯”三个大字。编辑部联系四面八方，要尽快印制一批信封和信笺。经办此事的行政干事（南方人）没有注意墙上的字，在口语传递中误把“中官屯”听作了“中关村”。结果，在印好的一大批信封上，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的办公地址就署成“中关村”了。那正是“三反”运动之后，慑于“浪费”罪名的压力，信封只好将错就错地用下去。“中关村”一名，也就如此这般地开始起跑。
北大?燕大而据燕园，校区之内各处皆以“园”称，如勺园、镜春园、朗润园、燕南园等。北大在“中官”新建的住宅区，就依南邻“中关村”而冠名“中关园”。当竺可桢偕任鸿隽于1954年3月14日访钱锺书时，记其宅为“中园26号”，中间空着一字。是他听了一耳朵却未弄清楚是“中”什么“园”的缘故。由此亦可见家住城里的竺可桢副院长，对当时基层已流传的中关村和中关园尚不甚了了。这一年中，他常到中关村中的地理所、地球物理所等单位办公，但在日记中皆指称为“西郊×所”“西郊新址”。一直到12月6日才首次记下“九点至中关村地理所”。中关村，此后在竺可桢日记中就“名”正而言顺了。
中关村的巨变，是共和国科学发展史的缩影。作为副院长的竺可桢经常跑中关村，他的日记也就见证了中关村社区的早期发展史。
在中关村后来的变迁中，以“中官”为基点，除了北面划出中关园而与中关村告别之外，后来在东、南两面不断展开。在国家划给科学院的用地上，分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了北区、南区、保福寺区、黄庄区和东南区。至于作为高科技象征符号的“中关村”，应另当别论，当然也超出了本文考察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