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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早晨》:广播和荧屏遇波折

2004-11-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1985年12月25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播送《上海的早晨》,演播者是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王刚。王刚是著名的演播员,他曾播送过《夜幕下的哈尔滨》,受到听众的欢迎。

《上海的早晨》经过王刚根据小说民族形式的特点,他有声有色地广播,和全国广大听众见面。可是中央电视台向国内国外播送我被处分消息的第二天,《上海的早晨》停止播送了。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作家不幸的遭遇,过去一直影响他的作品发表、出版、上演、播送,这在神州大地并不奇怪。为什么又出乎我的意料呢 被处分时,中央有关部门曾通知我,政治待遇与物质待遇不变,可以继续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广播小说,拍摄电视,都不受影响。中央广播电台,为什么停播《上海的早晨》呢 是中央广播电台不了解中央的精神呢 还是发生什么特别情况不得以“腰斩”呢 我不动声色,静观发展。

第二天,中央广播电台忽然又继续播送了,但是把作者周而复的名字删掉了,播送不知作者名谁的《上海的早晨》。后来,我才知道中央广播电台按过去惯例行事,决定停止广播,经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过问,告诉他们应该继续播送,《上海的早晨》被“腰斩”一天,又在广播电台复活了,只是作者的名字被“腰斩”了。总计播送了四个月,到4月下旬播送完了。

《上海的早晨》虽然在中央广播电台复活了,可是在上海电视台却停止了呼吸。

这事得从反革命“四人帮”被党中央粉碎以后说起。我和胡乔木同志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上海的早晨》被“四人帮”钦定“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呜锣开道的大毒草”,整整批判了十年。胡乔木同志不以为是大毒草,“四人帮”垮台不久,有一天在体育场的主席台彼此见面了,他看过《上海的早晨》前两部,关怀这部作品,问下面两部是否继续在写 我告诉他准备继续写。他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获得成功,这在世界上是首例,而在文学作品中比较全面而深刻反映这段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上海的早晨》也是第一部,并且是惟一的一部,中国实践的经验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仅对国内,对国外那些要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国家,也有重大的影响。他鼓励我集中精力,早一点把这部作品写完。

第三、第四两部出书后,我都送给乔木同志。他抽时间陆陆续续看完了。不久,他亲自写信给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建议拍摄电视。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思想宣传工作。广播电影电视部收到乔木同志的信以后,把摄制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任务交给上海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非常重视,十分积极进行筹拍工作,改编电视剧本工作于1985年开始,由赵孝思和陈刚负责。他们两人花了三年时间,六易其稿,才最后定稿,共18集。张戈任导演,负责筹划拍片事宜。

正在紧锣密鼓之际,我被处分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上海的早晨》这部电视连续剧要不要拍 大概上海电视台感到进退两难,不拍吧,根据惯例,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这是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下达胡乔木交给的任务,上级并没有通知不拍,怎么好不拍呢 于是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上海的早晨》列入拍摄上海百年历史的系列电视片中,推迟到将来再拍,什么时候拍呢,在“将来”,在遥远的“将来”,名为列入计划,实则变相停拍。《上海的早晨》这部18集电视连续剧在上海电视台停止了呼吸,一切筹备工作停止了。

导演、编剧、演员和有关工作人员溢于言表的顾虑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大半是上海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张戈、赵孝思和陈刚等告诉我他们陷入了困境,不理解为什么停拍 向我求救兵。

有了中央广播电台“腰斩”的经验,估计上海电视台可能不了解中央的精神。作为《上海的早晨》的作者,我不能出面向上海电视台交涉,即使交涉,也不会有多大作用。权力在他们手里,只听领导他们的上级的话。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他对这部作品一直十分关心,向他反映《上海的早晨》拍摄电视剧最近停拍的情况,请他指示。他没有指示,只是批转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请这两位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同志指示。邓力群同志批示:《上海的早晨》应该继续拍,请乔木同志指示。乔木同志同意继续拍。中央批示,经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传达给上海市委,停止呼吸的《上海的早晨》电视连续剧,经过人工抢救,才苏醒过来,继续呼吸了。这时,已是1988年秋冬之际了。

这部电视连续剧原定为1989年国庆40周年的献礼片,现在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不到一年了。1988年11月下旬开机,到1989年5月,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安排完18集529段戏,将近5000个镜头。然后用三个月时间剪辑画面和配音等全部后期工作,赶在1989年9月上旬全剧完成。这确实是一件艰巨工作。任何困难的工作难不倒具有坚强毅力和信心去克服困难的人。各部门根据张戈的设想和要求,努力进行工作。

如何塑造民族资本家 这也是一个重大问题。1988年12月15日,第403期上海《文学报》发表了记者采访导演张戈的报道:《又一个<上海的早晨>》,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者问、张戈答的内容:

问:小说写作的年代和今天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了,作家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上,受到当时社会的局限,电视剧在改编上做了哪些调整

答:应该承认,以往几十年里,我们是从反面来塑造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过于偏重批判其消极的一面。

原著在对民族资本家惟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等方面有充分的揭露,电视剧中对此都予以保留。同时,剧中也突出表现他们有爱国心,追求事业,善于经营管理和生活方式上文明、高雅、有修养的一面……从记者提的问题,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作家对待民族资本家等问题上,受到当时社会的局限”,希望电视剧加以“调整”。

1988年12月31日的上海《电影时报》,记者在《上海的早晨》加紧拍摄新闻中,也提出:“周而复的原作《上海的早晨》问世已近30年了,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小说对主要人物的刻画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怎样使这部作品为当代的观众接受和喜爱呢 导演张戈认为,拍片要渗透强烈的反思意识……”

不管是昨天的民族资本家,还是今天的民族资本家,也不管是中国的资本家,还是外国的资本家。世界上没有不剥削别人的资本家,资本家是剥削的产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具有两面性,这是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不同的地方。

塑造民族资本家当然不能离开社会和历史的条件,不能不受“当时社会的局限”,更不能离开民族资本家的本性而去塑造,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基本属性不会因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而根本改变,这是常识问题。

张戈导演同意我的意见。他保留原著中所写民族资产阶级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也就是惟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等方面的言行。

1989年9月,《上海的早晨》在上海电视台首先播出后,各界观众反响十分强烈,收视率达50%,是当年国内电视剧收视率最高的几部之一。剧组在广泛听取原上海工商业者意见的基础上,对该剧作了某些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双方解决问题的做法作了充分肯定。

1990年1月27日,在春节的黄金时间,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开始播送18集电视连续剧《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第一部于1958年在《收获》双月刊发表,同年下半年出版,命运坎坷,历经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度过了31个波涛汹涌的春秋,终于在荧屏上和全国广大观众见面了。

摘自《往事回首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封面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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