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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荒唐事

2004-11-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周宗贤与封佩玲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初尝游斗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学校司机老赵开车来外专宿舍楼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几位总支委员,参加学校党总支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北大聂元梓等7人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9个总支委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有讨论出结果来。当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我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外专执行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建团路线,我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我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我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我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我回家吃饭,老伴已为我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我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我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惧怕戴高帽子游斗,而外专的学生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子,胆子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有些人也许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我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 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我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我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说我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划界限

康生点名批判谢、袁后,外专的造反派和军工宣队认定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抓了两条“大鱼”,他们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关进“牛棚”,不给自由,不给见面,背对背地交代揭发,规定每月只有一次给老伴送粮油票和日用品的机会,每月见面时,后面总跟着造反派或军、工宣队队员,生怕我们串供。说来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就觉得放心了,没事。几个月也搞不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于是,他们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划清界限,说:“周宗贤是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谢、袁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你是受蒙蔽的,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胆揭发,划清界限。”见我还是揭不出老伴的反党材料,造反派进一步逼我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周宗贤。”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党籍,也要周宗贤。”造反派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满校园糊大字报,说我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死定了。后来,老伴从牛棚里放出来,造反派对他采取的是同样拙劣的办法,同样是一无所获。封鬼

外专军、工宣队和造反派在学校弄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调,不知道他们在南宁外调时怎么听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个绰号:“封鬼”,以为可找到了一个过硬材料,能置我于死地。其实,“封鬼”是南宁解放前我搞地下学运工作时,战友们对我的昵称。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于斗争、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战友和同学们对我这段表现的肯定,它是机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种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尘封的记忆,本算不了什么,更没有表功的意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义的称谓诬称“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我有作风问题,妄图把我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他们为了打倒我,可谓处心积虑。但南宁外调材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只有编造谎言了。谎说南宁没有地下团的组织,说我历次交代参加过地下团是假的,搞地下活动是无中生有,是欺骗组织,混入革命队伍,以他们编造的谎言激发群众的义愤。真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已不顾做人的起码良知了。批风流鬼批不下去,于是又把“封鬼”说成是“疯鬼”,要我交代疯狂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不然,为什么叫“疯鬼”。我说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疯狂的疯。造反派说,不管哪个封,你就是疯狂,不交代疯狂,就是不老实,过不了关。如此强词夺理,不讲道理,已是司空见惯。你批你的,我就像没听到一样,思想早开了小差。

(摘自《炎黄春秋》刊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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