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城市怎么了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摄影家们一直在实践纪实摄影，在这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关注现实社会的纪实作品，对于人们如何用眼睛去观察、认识社会深具启迪意义。本期选登的是张新民的《包围城市》，不仅由于他所拍摄的是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更因为这个群体对于我

成都。1994

四川省德阳县。进城做鞋垫的小夫妻。1993

深圳。流水线。1991

广州火车站1996

广州。1990;

一般来说，当我们观察某个社会群体的时候，相应的观念会影响、确定我们的视线，而镜头在拍摄、纪录对象的同时，也会暴露出拍摄者的视线及观念：鄙夷的、怜悯的、关怀的、敬仰的……这样一种潜在的关联，事实上限制了我们的纪录和观察。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我们可以以较为确定的视线去面对他们，而对另外一些群体，我们就可能很难以确定的视线去面对并记录他们。例如当我们到乡村去考察农民，虽然我们多少会觉得村民是很土、很可怜的“乡下人”，但毕竟村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居住在“遥远的”（心理距离）乡村，我们只是偶尔到那里去转一圈，然后拔腿就可走人。而且，另一方面，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文学熏陶，又给了我们足够的想像力，让我们可以将村民们想象为诚朴、勤劳的大地之子，现实中他们还遭遇着制度的不公（但那不是我们个人之过）。于是当我们在乡村面对他们时，在观念上、心理上，我们足可以以关怀的、怜悯的视线去面对那些村民。做这些，无论是对于摄影家来说，还是对于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来说，都不太难。也所以，我们可以在各种视觉的或文字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单纯朴实的、辛劳奉献的、承受着中华民族灾难的农民形象。这些既与他们所处的乡村背景相谐调，在欣赏这一切时我们也很容易获得精神上的某种平衡。

即使像某些特殊的边缘群体，如越轨群体，当摄影家、社会学研究者面对那些被贴有不良社会标签的对象时，如果我们有意要去发现、纪录下他们的“善良的”本质、或他们的由于“社会之恶”而造成的“无辜”、“无奈”的一面，也不甚困难。无论是鄙视他们还是同情、理解他们，观察者的观念及其视线都自然而然，也不难引起社会的共鸣。一些激进的社会学家做过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摄影家做过类似的工作。

但是如今，“农民工”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面对那些进城的“农民”，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视线，这似乎成了个问题。

首先农民工不再是乡村里的农民，那些穿戴得不伦不类、模仿着城里人举止的农民工，无情地破坏了城市人对质朴“农民”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身穿劣质西装的小伙子、衣着红绿失调的姑娘们在城市背景的衬托下，不仅强化了城市人关于“乡下人土气”的观念，而且还让城市人看到了“农民”对物质财富、文明享乐其实也“贪”的一面。

不仅如此，“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不速之客，还打破了历来城市人“看”乡村人的心理上的安全距离。这些年来，大量农民工的进城，冲击了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成了下层城市居民的竞争对手。农民工还到处出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所中，公交车上、街头广场上，有些人甚至还住进了城市人的小区。城市人真切地感觉到了农民正在侵入并瓜分原为自己独享的城市空间。另外由于城市中流动人员相对较高的犯罪率，不安全感正在城市人中弥漫开来。

所有这一切，对于文化人（身为城市人）的既有的农民观，不可能不造成冲击，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看”农民工的视线。以什么样的视线去面对这些脱离了乡村而闯入到城市中来的“农民”，成了一个问题。观念上对社会公正的诉求与现实中对农民工的不适感，多少让城市里的文化人感到无所适从。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知识界、文化界，可以看到大量的对作为抽象社会类别的“农民工”表示价值关怀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少见有认真以现实中的“农民工”为描述对象的视觉的或文字的作品。

要么“乡村”，要么“都市”―――这是笔者看过一些摄影家的纪实作品后留下的一个印象。而现在，张新民让我们看的，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城市中一批特殊的“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