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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道而行

2004-12-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张岱年:1909年生,直隶(今河北)献县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46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届至第三届会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
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专于中国哲学史,尤长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等。

“直道而行”见孔子《论语》,就是耿直、刚毅、充满正气,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随风转舵,坚持原则。

张岱年家住北京大学中关园一套十分普通的单元楼里。当我们按响门铃时,心也不由随着门铃声叮叮咚咚地跳得急了。听到有人答应,可是半天没人开门,正纳闷,门被打开了,一位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由吃了一惊,先生居然亲自为我们开门!在采访张岱年之前曾翻阅过先生学生的一些回忆文章,说家中来客先生必亲自开门相迎。果然如此。先生将我们让进他的书房兼客厅内,我们一下便被满屋的书包围了,书架对书已没有了约束力,四处都是。顺着书架码起一层层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在屋的正中央有一个不大的小圆桌。年代久了,手一按便咯咯作响。这时先生从门厅那边过来了,慢慢地挪着步子,鞋子和水泥地板摩擦着发出的声音。不长的一段路挪了好一会。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等开门等了这么久,那声音正是他挪步的声音。我连忙起身去扶他,却见他坚定地向我摆了摆手,嘴里叨念着,我行,我还行。其实,我们知道先生病了一年了,刚刚病情好转归家不久。等先生坐下来,我便问了第一个问题,可是他却听不见,这样我只有对着他喊。我喊出的问题是:您是如何对待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被我喊出来显得十分怪诞。即便如此他还是听不清,于是我只有写成纸条让他看了。这样先生手中捏着纸条,开始回答问题。他的回答显示着哲学家的睿智和思辩,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他始终盯着那小纸条,目光专注,仿佛所有答案都在那纸条上。为此摄影记者无论怎么转换角度也拍不出一张显示着他充满了智慧目光的照片。无奈中我只有从他的对面,移到他身边,趴在他耳边喊。他听到了,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我喊道:“一生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先生说:“咳咳……”我喊:“您可以点出他们的名字!”先生说:“咳咳……”于是我只有住口,也许他正进入一种回忆。果然,不久他便开口说话了。先生说:“在学术方面有两个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罗素,一个是怀德海。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怀德海的过程哲学一直影响着我。怀德海的过程哲学认为世界的存在就是一个过程,过程才是最根本的。我最佩服的哲学家是恩格斯,另外还有马克思和列宁。”

“一方面我赞成罗素、怀德海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又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辩证法,再结合中国的优秀哲学传统,来发展当代的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当代学者谁对您影响比较大呢?”

“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个是张申府。张申府是我的一个老兄,他赞同唯物论,又赞成罗素的分析方法。我同意他把唯物论和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哲学观点。他常讲一句话,‘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他要把列宁、罗素、孔子三种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可惜他没写出书来。我这一生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个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一个是研究哲学理论问题,另一个是研究文化问题。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所用的分析方法上,我和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比较一致。在哲学理论方面我和冯友兰先生有比较大的区别。他赞同心理学,其实就是客观唯心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后来他放弃这种思想,接受唯物论了。在哲学理论方面我和张申府比较一致。”

“您桃李满天下,那么谁是您最得意的门生呢?”

“有好几个,一个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叫程宜山。‘文革’前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家境贫寒,为人忠厚老实,学习十分刻苦。搞起研究工作不要命,49岁那年就去世了。可惜……咳咳。”

“请谈谈您对生与死的思考?”

“宋代有一个哲学家叫张载,他说:活着的时候,努力按着道理做事,死后就能得到安宁。我认为他这个思想很深刻。其实,也无所谓安宁,死了也就完了。有生必有死,这是一个必然,这是自然规律。庄子也说过,在生的时候尽力做好,死,顺其自然。反正一个人无论活到多大岁数早晚要死。”

“您怕死吗?”

这样问一个90多岁的老人多少有些唐突。我正后悔,先生却爽朗地笑了。这是他第二次笑。他说:“我就是希望死不要太痛苦,平平安安地就死了,那就好了。北大有个老教授活了83岁,得了肺癌受了半年罪才死。我的老兄张申府死的时候什么痛苦也没有,得了感冒才两天就死了,活了93岁。”

“谈一下您的老伴好吗?”

“老伴对我帮助很大,我写起文章来什么也不管,生活全靠老伴来维持。原先身体好时我还帮助买菜。这一点和冯友兰不一样,他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他只看书、写文章、上课,家务全靠老伴。现在我也买不动菜了,全靠老伴了。老伴和我同岁,可身体比我好。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完全可以写文章和做学问。可她却为我放弃了。为我牺性了一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脸色歉然。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大学毕业后。她还比我早一年毕业。在大学时我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学分不够,后来就补了一年学。她是1932年毕业,我是1933年毕业。”

据冯友兰在《张岱年文集》序中记录,张岱年中学毕业曾同时被清华和北师大录取,后因不习惯清华的军训,从清华退学到北师大就读。这样张岱年便成了冯友兰堂妹冯让兰的同学,两人由此相识。张岱年毕业后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后张岱年和冯让兰结婚。

“您能谈谈爱情观吗?”

“我认为爱情首先是专一,你不能同时去爱两个人,否则要闹矛盾。一个人一生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学问和事业上。”

“罗素一生结过四次婚,可谓是不专一吧!可是他却成了大哲学家。如何解释?”

“罗素是哲学家,但他又是文学家,文学家都是比较浪漫的,罗素最后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谈到这一点张岱年开怀大笑起来。没想到91岁的老人还如此机智。

“现在已是网络时代了,您对这个时代怎么看?”

“我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到现在我也没去买电脑。我是旧时代的人,不赶那时髦了。”

我和张岱年先生的对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我和他靠得那么近,我时不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檀香味。这种气味就像长期保存在图书馆里的线装书的气味,古色古香,给了人一种历史感。由于他耳背,每一次问话我都趴在他耳边喊,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不懂事的孙儿,缠着他问这问那的。我的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肯定显得又幼稚又可笑,可是,他却十分有兴致地回答了我。他几乎是每问必答,显示了他的直率。这使我不由想起了他的人生格言――直道而行。

(摘自《文化自白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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