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所撰一短一长两文，《别让谣言再次浮出水面》、《当心文坛谣言的重新泛起》，分别刊于9月10日《文汇读书周报》、10月20日《中华读书报》，斥指沈鹏年为“毛鲁会见说”的造谣者。其实，“毛鲁会见”流言，由来已久，始于40年代中期，传布不广，沈鹏年于80年代初借“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之名，推波助澜，使沉
上海《书林》杂志1982年第一期刊出沈鹏年文后，第三期又刊发了“两封来信”，以证实“毛鲁会见”。一封是新民学会会员贺树的学生宋涛写的，另一封是替贺树妻子张琼整理回忆录的钟向东所写。宋涛在信中写道：1946年10月19日，参加在上海辣斐大戏院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听了周恩来的演讲之后，宋涛与沈鹏年一起去探望病中的贺树，贺树给了他们两本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一周后，宋涛、沈鹏年再去看望贺树，“当他要我们谈谈读后的感受时，我们说：‘毛泽东先生对鲁迅做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他听了笑着说：‘你们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对鲁迅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今天我可以和你们简单地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贺树讲了毛泽东三次见鲁迅的时间：1918年秋、1919年农历年初二、1920年暮春，且是毛泽东亲口对他说的。
由此可见，贺树才是“毛鲁会见说”的始作俑者―――时间：1946年10月26日前后；地点：上海贺树家中，即宋涛姑母家楼上，在辣斐大戏院（后名长城电影院）旁；接受听众：沈鹏年、宋涛、贺树妻张琼。奇怪的是，沈鹏年在文章结尾时提到贺树张琼夫妇，却不讲自己36年前也是在场者。个中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周作人日记中的“毛泽东君来访”一句话，比新民学会会员贺树的话，更能使人相信“毛鲁会见”。因为，八道湾11号住着周作人，也住着鲁迅，毛泽东去了，哪有只见到周作人而见不到鲁迅的道理？！于是乎，40年代中期的旧流言，在80年代初，经沈鹏年的精心加工，以新的面貌获得了广泛的传布，40年代中期的始作俑者反倒成了他的旁证，这是贺树所始料不及的。
说“毛鲁会见”是流言，而不是谣言，基于199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拙著《谣言和流言：错位的心态》一书中的分析。谣言、流言和谎言，这三大假言大都混为一谈，连有关专著也不作区别。我认为，谣言是凭空捏造、毫无依据、彻头彻尾的主动性假言，流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主动性假言，谎言是为掩盖隐瞒事实真相而编造的被动性假言。1920年4月7日毛泽东确实去过八道湾11号，周作人日记有载，这便是“毛鲁会见”流言的事出有因之“因”。拙著有一节专门探讨了这个流言生成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兴趣者可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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