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看到何满子先生的《鲁迅答〈徐懋庸……〉一文的一点校订》（《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12日）一文的时候，不禁为何先生的严肃认真所感动，但细究下去，就发现何先生的文章有些靠不住了。
照何满子先生的说法，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中的那段文字，没有根据鲁迅改定的手稿，而是作了删改。尽管不知
这是文章的要害所在。在这里，何满子先生没有指明“指导家”到底是谁，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说出来，而且，何先生似乎偷换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做了不少手脚”的“指导家”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做出删改决定的“指导家”虽称谓相同，但并非一人。其实，一人也好，两人也罢，何满子先生的确冤枉了这些“指导家”们，因为，鲁迅文章的删改（权当是删改）与他们无关。
为什么这样讲呢？鲁迅的这篇文章最初是由冯雪峰起草，鲁迅修改补充，最后发表在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而发表时的那段话，的确有和鲁迅手稿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何满子先生得出“指导家”删改鲁迅文章的依据。这个结论能否成立呢？恐怕不能。既然何先生对照了鲁迅的手稿，那么我们也就根据手稿进行讨论，笔者在前几年购置的《鲁迅著作手稿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次也正好派上用场。何先生所提到的那段鲁迅手稿，在该书的1356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何先生在这里并没有完全抄对。“倒是乘大潮洗一个澡，算是新人，却不改本体。”何先生将“算”误认作了“并”。另外，还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鲁迅手稿中是“就倚势（？）定人罪名”，何先生却认作“仗势”。
回过头来再继续我们的话题。《鲁迅全集》中的那段话和鲁迅手稿不同是事实，但这就能说明是有人删改鲁迅的文章吗？不能，而且也不可能。何先生只要有一点耐心，就可以明白了。顺着鲁迅的手稿往后翻，其中的1359页到1366页，就是这篇文章的剪报。在这份剪报上，有鲁迅先生亲自用毛笔写上去的标题。这就说明，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是经过鲁迅过目并得到鲁迅同意的。发表之后，也是得到鲁迅认可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剪存下来并准备编入文集的。如果是说有人删改了鲁迅的文章，那也只能说是鲁迅自己删改了自己的文章或者是有人（比如冯雪峰）作了删改并得到了鲁迅的同意。这份剪报上的文章，就成为1937年7月上海三闲书屋版《且介亭杂文末编》、1938年版、1958年版《鲁迅全集》以及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所本。这难道有什么不合适吗？如果有人擅自删改鲁迅的文章，以鲁迅先生的严肃认真和不妥协，难道会放任这种行为吗？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鲁迅的手稿和《鲁迅全集》中的文章呢？很简单，就是手稿和定稿的关系。鲁迅发表的文章和编入集子的文章与手稿常常不一致，因为他自己就说过“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鲁迅全集》第4卷364页）“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鲁迅全集》第13卷257页）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手稿来看，与剪报有很大的差距，不仅是何满子先生所举的这一例，还有许多例。朱正先生《鲁迅手稿管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第157―193页对此有详细的比较。这就说明，在正式发表前，鲁迅、冯雪峰对这篇长文还进行过修改，而且很可能不止一次。只不过是这些修改稿未能保存下来。至于何满子先生所说的“二十一条”和“文化侵略”一句“意义既迂远，文气也不甚衔接得绵密”，实乃个人之见，细心的读者不妨仔细对照一下，究竟是《鲁迅全集》中的文字更加凝练和精确呢，还是手稿中的文字更值得一字不易呢？相信答案是不难做出的。对这段话，何满子先生没有引全，鲁迅手稿中的最后一句是：“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而出现了。”《全集》中的最后一句是：“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究竟取哪一个呢？只好来请教何满子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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