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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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
唐亮
蒋振东
王为松
止庵
唐元明
冯威
作家莫言：走走，读读，写写
莫言对记者表示今年没写什么大的东西。只是在春节前后写了几个短篇，如《大嘴》、《挂像》、《养兔手册》、《普通话》及《月光斩》等，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收获》、《江南》等刊物上。读书方面读过巴别尔的《骑兵连》，以及一些历史方面的书，书的内容涉及到农作物、开采煤矿及铁路运营等。
今年他有几次出国参加交流的机会。先是3月份随中国作家代表团飞抵法国巴黎，参加3月18日至24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莫言在这次中法文化交流中不仅参加了一个小时的读者见面活动及著作介绍会，向法国读者签名售书。还在法国举办几个专题讲座并同作家张炜一起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大学与学生们座谈。
6月份作家莫言则应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邀请，随同中国蓝天话剧院《霸王别姬》剧组到新加坡参加“2004年新加坡艺术节”演出。此前，还到马来西亚演了两场，到新加坡演了两场。莫言向记者介绍说，每场大概有1000人，场场爆满，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看了演出都非常激动，编剧莫言在演出结束后还同到场观众进行了座谈。
9月份莫言则应邀去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呆了半个月，他在那里做了两次演讲。一同参加这次写作计划的有世界各国30多名作家。他说，到那儿最大的收获是对国际写作计划有了一个感性的知识，对文学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莫言表示，来自各国的作家，尽管生活环境、语言不一样，因为文学有心心相印的共通的东西，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语言夹缝里生存的困境。这样文学才显示出超阶级、超制度、超地域、超语言的共性，这是文学的内核。虽然各个国家的文字不同，作家们一起讨论了文学的作用，讨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也讨论了文学的个性化。莫言说，有的人写文章愿意把强烈的政治意识贯穿进去，有的人用小人物的观点去表现这个世界。面对着光怪陆离、丰富多彩的世界，每个作家应该做怎么样的努力？用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世界？这都是大家讨论的问题。莫言还说卢旺达、非洲的作家也讲了他们遇到的战乱、饥荒以及疾病对他们的生活及写作的影响。
莫言向本报透露，今年还有一个出国计划，就是不久将赴日本北海道亲自看一下他的高密老乡刘连仁待过13年的山洞。他在1986年骑自行车一百多里，到刘连仁家采访，并在刘连仁那个村子里住了一夜，与这个传奇老人结下了友谊。莫言说他对刘连仁的事迹很熟悉，也多次在脑海里想象过刘连仁栖身的山洞，这次去看一下，相信会有许多感受。刘连仁身上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但更重要的是，必有一种伟大的信念，支撑着他熬过了漫长的岁月。莫言说有关刘连仁的作品已经有了不少，但他感到都没有写到深处。当记者问及他的这次活动是否跟写作计划有关时，莫言称还没有定。
北大教授陈晓明：热闹而时又惊喜繁盛却并不鲜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要用寥寥数语评价2004年的书界并非易事，他的总体印象是热闹而时有惊喜，繁盛却并不鲜明。他认为，现在图书市场一年比一年兴旺，好书越来越多，买不完，更看不过来。这就让读书人，特别是他们这种人到中年的读书人―――不是感到兴奋，而是倍感沮丧。书读不过来，写更写不过来，就要怀疑要写作的意义了。虽然生活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书界以它的不断自我更新方式运转。陈晓明称，他们这些人越来越难以留下不可磨灭的东西，总是在匆忙和期望中翻开新的页码。他对西方哲学著作尤为关注些，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等书的重译再版，海德格尔的《论尼采》（2003年再版本）等著作较感兴趣。另外，商务印书馆周宪主编的那套关于现代性的丛书挺好（陆续出了几年，2004年也有新书推出）。当然，他关注得更多和更具体的是文学类书籍，毕竟要写作有关书评和参与一些研讨会。他以为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颇多佳作，可以看出现在走向成熟的一批作家，出手的作品都颇有力度。现在实在是因为作品太多，相互淹没了，要换在过去，这些作品应该是挺让人激动的。
说到最让人高兴的事，他说好像有点困难，相对而言，汪晖的新著《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的出版是令人兴奋的。另外，买到一套《从结构到解构》（上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令陈教授比较高兴，因为对他有实用价值。当然，陈晓明说高兴和恶心可能要与个人直接经验相关，人总是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容易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如果一定要说“最高兴”，他自己的《无边的挑战》再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印了5000册。毕竟是多年的心愿得以实现。如果说到今年最恶心的事，也是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他在《读书》写了那篇《张艺谋的还童术》，结果在一些报纸和网站上被严重误读，被有些人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加以攻击，这让他很不舒服。
陈晓明还介绍说，他在2004年写过书评可能有20多篇，他读书偏于“专”与“杂”，“专”是为了做研究和教学，“杂”则是随遇而安，抓到什么就读什么。“专”的方面，上半年他在北大中文系开“解构主义理论导读”课，要读德里达、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下半年开“现代主义与先锋派”，所以要读些这方面的理论书籍，牵涉面就广了，都是教学参考书。“杂”的方面，多是一些历史杂书，他喜欢读近现代历史。他的书评主要是文学类，多是关于长篇小说的书评。
陈晓明今年最大的遗憾是，德里达在2004年10月8日逝世，但德里达有那么多的重要代表作没有被翻译成中文，这一年甚至没有一本德里达的中文新译著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界缺乏目光短浅的表现。他告诉记者，2005年最想做的一件读书方面的事情是把他自己手头要写的书完成。
苏州读者唐亮：读书的“胃口”很好阅读就像吃饭喝水
在苏州少年文学院唐亮的生活中，阅读构成了重要的内容，而且这样的阅读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和人需要呼吸空气、喝水、吃饭一样的平常。但2004年的阅读，在他的人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年初，一场车祸使唐亮卧床三个多月，但这段时间却成了静心阅读的最佳时期，弥补了平时繁杂生活造成的心气浮躁而无法安心阅读的不足。刚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他就捧起了朱永新教授的《新教育之梦》，透过书中的“梦”，在他心中燃起了各种各样奇异梦幻的火花。逝去的、未来的；真实的、虚拟的世界、生活、人物，充盈于他的头脑中。躺在床上和唐亮交融的是古今中外作家们的思想和情感。
列举以下书目，就可以知道，唐亮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所吃下的“精神食粮”是多么的“杂”，其实“杂粮”却是最富有营养价值的：《周作人散文精编》、《安妮宝贝作品集》、《高行健经典作品集》、《希拉里回忆录》、《悲惨世界》、《水煮三国》……
唐亮认为，成君忆《水煮三国》的推出，称得上是2004年上半年中国读书界的一大亮点，开创了一个“书流”。该书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它迎合了今人的“无厘头”趣味，而过去的“无厘头”大多表现在小说的创作上，比如像《悟空传》之类作品的热销，而《水煮三国》把这种风格放进了“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中，无不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而且又是以家喻户晓的三国故事作为蓝本，既可以当成小说读，又能让人得到“企管”方面的知识，因此上半年度该书一直位于各书店排行榜中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一些出版人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一股跟风潮流涌起，一时间“水煮××”充塞书市，这不由得让人感到有些恶心了。
唐亮说读书是需要“胃口”的，因为只有具备了“胃口”，才能产生阅读的欲望。就唐亮来说，他读书的“胃口”是比较好的。今年颇受读书界关注和争议的两本书，即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和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唐亮都读过，并且也写下了书评。唐亮感兴趣的是从他们的“记忆”中可以体味出他们从普通人到“名人”的过程。他相信许多热衷于读这类书的人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据说这两本书的销量在今年图书排行榜中都名列前茅，这说明名人的生活、情感，永远是普通人追寻的目标。
唐亮认为除了图书市场上名人效应的作用外，“怀旧”也是当今的时尚，他对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旧丛书”《我们的七十年代》、《我们的八十年代》等也情有独钟，这些书能唤起他的记忆，从记忆中能找到社会转变、时代发展的印迹，而这些留给每个人的心灵感受是各不相同的，无疑这也赋予了“怀旧”不同的内涵，体现出了“怀旧”的魅力所在。
2004年的阅读，对唐亮来说是比较丰富的，因为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书外，他还读了车前子的《中国后花园》、叶芝的诗集《丽达与天鹅》、《梅里美作品欣赏》、陈星的《丰子恺漫画研究》、李元松的《现代人如何修禅》、朱永新的教育文集等书，唐亮说：“我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什么‘家’，而是一个真正的爱阅读的人，其实我并不在乎读什么，而我需要的是读的过程、读的体验，只有从这种过程和体验中，我才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因为也只有人才能享受阅读的感受。”
2005年，他相信自己仍会继续这样的阅读，并且把自己所写的阅读笔记整理后汇集在一起，其实他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在一些网站的读书论坛上发了一些贴子，得到了一些网友的认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编辑成书。阅读果然能充实生活，而出书又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呢？他也想体验一下。
图书策划人蒋振东：用真诚的感情去打动读者
2004年里，蒋振东出版的将近30本书里，有一个主线始终贯穿：真情说了算。用真诚的感情去打动人，哪怕是遗憾的过错或者美丽的错过。他认为自己出版的书，《红爱情》强调的是爱和情就应该善始善终，而《黑爱情》所展现的是，不是所有的爱都有结果的，把爱情以颜色和悲喜定义，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被读者定义为中国第一本以颜色和悲喜定义的爱情书。
蒋振东介绍说，《红爱情》通篇都是以喜剧的方式来表达感情，让读者充分领略到爱情所带来的阳光和激情，青春和浪漫；当然了，所有的爱情并非都是一个模式，以悲剧收场的也大有的。《黑爱情》并非是隐晦的，抑郁的。只是人的爱恨情愁并非自己所能操控，激情过后，环境、压力、矛盾等等或现实或无奈都相继出没，最终，爱或不爱都成悲情。《红爱情》告诉读者的是爱一个人或许就是那么简单，从瞬间到永远；《黑爱情》告诉读者的是爱情也是打折的童话，在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蒋振东说，本是身在异乡的人，切身感受身在异乡的种种。无论好与坏，或许只有自己才能够完全理解。但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许多许多。离开了家乡，来到自己向往的城市，凭靠两双手打造栖身的窝，用来支持日后要圆的梦。这就是异乡生活。美丽的大都市，却有冰冷的墙，喊声不撼、泪水不穿，于是人们学会自我保护，去寻找片刻温暖的家园。繁华的都市，也有寂寞的人。蒋振东出版的《不如一起有爱情》里的沈玫绮和方若圆，是两个单身女子，因为异乡的孤单和心灵的孤独而靠近，因为靠近的温暖而彼此付出。
最早的图文书是叫画册的，后来出现了?米，图文书就叫绘本了。为了把《不如一起有爱情》有自己独特的形象面市，蒋振东把这本书定义成中国第一本纸电影。纸电影就是纸上的电影，名字听起来就有暖意。很多读者评论，这本书内容和形式，是对?米的升级，绘本的更新。被6000多个网站转发就是很好的说明了。
很多人会注意到，相亲2004年有一个很流行的词：相亲，也有很多的单身男女加入到了相亲的队伍。蒋振东及时推出了《爱上龅牙妹―――都市男女相亲记》。无可否认，对于一个未婚青年来说，相亲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在这本都市男女相亲记的故事里，既要拯救失恋女人于北北，还可以爱上龅牙妹。遭遇“玫瑰之约”后，你不会还问谁是相亲男主角吧？当急性子遭遇慢性子时，从东到西，两千五百七十六步，你就可以遭遇相亲女孩了。很多读者说，相亲真有意思，可以看龅牙妹妹，还有漂亮的MM和恐龙姐姐以及青蛙王子。
在2005年，蒋振东表示他本人还会继续关心关注身边的人和事，继续把他们的“真情说了算”算到底，为读者提供可读可对号的真情故事，也把他们的品牌延续下去。
社长王为松：把鲑鱼放进书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王为松刚刚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转岗过来，所以一开口谈的还是世纪出版集团今年出的书。他说，就畅销书而言，世纪文景公司出版的《达・芬奇密码》确实包含了畅销和流行的密码，就连专做家居时尚的《安家》杂志也专门根据小说的描述布置了好几个居家场景，如果汤姆・汉克斯能看到的话，对他拍电影倒不失为一种参考。具有文化品位、知识含量和市场影响的畅销书，是考量一家出版社的参照标准之一，但对于出版社来说，重要的还在于出了多少能够长期留存给后人的书。像《苏珊・桑塔格文集》《罗念生全集》《人文上海》印数虽不是很多，但作为当代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出版者有责任做好积极反映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的好书。
相比之下，时尚类的图书受其生命周期影响，有时书还没出版，书中介绍的时尚小店已经有五六家关门了，等书出来后，又有三四家换电话地址了。图书毕竟不像报纸杂志那么迅捷，那图书存在的价值在哪里？王社长指出，现在图书的寿命越来越短，印数也随之下降，影响力减退，相反图书品种越出越多，20年前，全国年出书品种大约在六万种左右，而到了今年，已超出十九万种，这就意味着，即使是能够容纳十五六万种新书的大书城，每年也将有五六万种新书无法上架，也许就直接进仓库等着几年后化纸浆了。
日前有媒体报道，国民的阅读力下降了。王社长觉得这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一方面是图书本身能提供给读者的知识含量像一张被越摊越稀的薄饼，图书品种的剧增使得知识的分母骤然扩大，在分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其比值自然就小多了，也由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生产能力已远远跟不上图书的生产能力，这从前两年开始，大量版权到期的著作版本升级后重新包装出版也可以看出，作家学者身份的多元化，使得他们除了坐在书斋中钻研学问、埋头著述之外，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电视台做嘉宾，周游世界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参加各种社会社交活动等，学术生产力与图书生产力之间的差距日渐拉大。另一方面，读者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早已从图书不断扩大为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交谈、讲座，甚至短信等，特别是年轻人阅读习惯改变了，纸质媒体甚至已经不再是他们获取知识与信息的主要渠道。但这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关键是今天的出版人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工作职责与社会责任在哪里，是否应该沉下心来，更多更好地为读者提供能够更持久的、更经典的知识与内容，这方面，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同志提出，我们当前的出版工作就是要把人文教育、学术研究和人类思想的传承与普及勾连起来，为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景观和精神资源。
作为一个爱书人，王社长推荐了安伯托・艾柯的《带着鲑鱼去旅行》，他认为，今天的出版界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把“鲑鱼”从书本中取出来，我们又不断地把各种花生米、巧克力、苹果汁、德国啤酒、巴黎水和速溶咖啡塞进了书本，并为之埋单。今年第13期的《印刻文学生活志》就有一个艾柯专辑，杂志和专辑都值得一看。如果说《傅科摆》的篇幅使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读完整本书，那么这本《鲑鱼》可以成为你带着坐地铁、乘飞机、约会，或者上床的好伴侣。
书评人止庵：岁末话读书
止庵先生一听记者让他谈谈今年的读书事，欣然给记者写来了下面的文字。
有朋友寄来一篇网上文章，题为《点评2004年的五本畅销书》；看了不免道声惭愧：敢情一本我也没有读过。不过老实说，区区一人不读，于这些书并无损害；同样，于我似乎也无损害。这一年里，若论读书倒也没敢懈怠，只是另外读些自己想读的罢了。前些时我写过一篇《关于畅销书》，归结到一点，即一本书畅销与否，与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了无干系。或者说这未免也太囿于个人立场了。其实世间诸事，大约惟有读书这一件是可以而且应该从自我出发的，是以尝引古人所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和“自适其适”（《庄子・大宗师》）加以形容。说来我也不免猜想人们究竟是何想法，换句话说，一本书到底为甚能够畅销。当然这与书本身不无关系，譬如内容、写法、装帧、定价等，都足以影响读者购买与否；除此之外，也许尚有别种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归纳起来，有三条怕不能免，一曰“受惑”，二曰“从众”，三曰“趋时”。谁都知道“炒作”是恶言语，但是此等商业宣传手段往往见效，说明信以为真者不乏其人。好比《哈梅林的风笛手》里那一城的小孩子似的，听见风笛声就中了魔法跟着走了。“跟风”也是恶言语，而如此做法者比比皆是。别人都买都读，已经足以构成我也买也读的理由；畅销本身就是进一步畅销的原因。报刊上的排行榜，则是跟风的风向标了。至于“趋时”，是想跟上潮流，不致落后，好像不读热门书籍，便无法把握时代脉搏。殊不知一本书的价值，正在于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此所以有“永恒”一说。从前我写文章说，如果要了解以及理解身边人物的话，倒是鲁迅或简・奥斯丁的小说可能会给我们更多帮助，因为他们写的要更深刻。以上“受惑”、“从众”和“趋时”，在购买一般商品时，都是正常心态，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书并非一般商品，不能如化妆品或家用电器等同样买法。归根到底，应该有点自己的主见。
顺便讲讲我自己。我读书不过自娱自乐，乏善可陈，更不足为法。勉强说来，读之前多所斟酌，读之后每有获益，如此而已。检点日记，今年读书约五六十种。若以本年度出版者为新书，此前为旧书，大概各居其半。新书中又有不少重印者。有些读后不无发现，曾经写为文章；有些虽有感受，未及细想，难以率尔操觚。这里不妨提出几本：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赫拉巴尔的《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巴比代尔》，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重点所在》，马丁・艾斯林的《荒诞派戏剧》，若斯亚娜・萨维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创作人生》，文德斯的《与安东尼奥尼在一起的时光》。此外还有一套《杨绛文集》，虽然其中多数作品此前读过。与此类似的是巴别尔的《骑兵军》，十年间我先后读过三个译本，其中之一今年出了“插图本”，遂得机会重读一遍。前些时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作者既是骑兵军的一员，又是文化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张力，为别人所难以企及。换句话说，你不是巴别尔，也就写不出《骑兵军》。这只是一点想法，正经写篇文章，还得酝酿一番。目下在读理查德・博斯沃思所著传记《墨索里尼》（李宏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觉得特有意思。那天我和一位朋友通电话，提起这书，他嫌篇幅太长。我念了开头一段文字，朋友马上打断我说：买！此乃读书人的一点兴致，或不足与外人道也。该书不仅资料翔实，而且独具眼光。不过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为止，要写书评尚须俟以时日。
书店经理章雨芹：民营书业即要起飞
风入松书店总经理章雨芹说，2004年，我国出版发行业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文化产业的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发行政策是前所未有的开放，民营书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4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次允许民营书业参展，不仅是中国图书业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也是民营书业结束“地下活动”，正式“浮出水面”的一次全面亮相。自此，民营书业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可以大大方方地立足于图书行业，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风入松正是在这样大好的政策环境里，同时得到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以及国内外广大读者朋友的厚爱与支持，一步步茁壮成长。岁月九载，风入松与百年北大精神及北大治学传统气韵相承，浓郁的学术气氛与文化色彩更为凸现，为努力实现文化与经济并举的目标正不断摸索新路。
记者了解到，2004年，风入松在图书销售上不断创新。在零售上，实现了品种再次提高，现已逾四万个品种。通过优化图书结构，“少进勤添”的采购策略，再次减轻了不合理的库存积压。与此同时，他们不断开发新的经营模式，并大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团购业务迅速扩张，现在国内外各大城市拥有了多家稳定客户，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匹兹堡大学以及英国、加拿大等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都与风入松有着良好的业务往来。
随着国家书业政策的放开，今后越来越多的书店可能会积极向上游寻求发展，甚至有的还会“企图全盘通吃”。风入松在这个时候会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会一味跟风，继续保持零售和团购的并进方向，为终端读者推介优质的图书，是风入松一直坚持的。
据章雨芹介绍：创意人文活动，属于风入松长久以来形成的独特书店文化。活动的举办体现了风入松作为社会构成单位―――一家人文学术书店对社会各类文化与艺术现象方面的观察与省思，同时也是风入松以书店力量直接践行其中的努力。2004年，风入松举办了如下几大文化活动：风入松2004大学新生读书节、“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校园巡讲―――走进北大、白先勇先生《姹紫嫣红〈牡丹亭〉》读者见面会、郑石岩・生活禅径校园巡讲周等，均在社会上产生了热烈反响。其中，有我们自主选题创意，也有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发策划。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大学校园年青文化活动推广的重视与努力，风入松期许未来国家的栋梁之才在健康、良好的环境中不断精进。
2005年，风入松将会有更多创意活动出现，依然坚持以多元化、原创的活动为读者带来全新的整体阅读体验，并与大家展开广泛深度的实践交流、对话。明年，国家对国外资本正式放开图书零售和发行，中国书业市场格局也将与时而变。此时，风入松“在现代社会中利用市场运营机制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的办店宗旨不会变，以其学者、文人的身份弘扬文化的精神理念不会变。而在经营管理、物流配送、服务方式等方面，我们更须日新日高，不断进步。章雨芹表示：2005年，风入松会为喜爱她的读者朋友们做得更好！
副总编辑唐元明：是金子，总会闪光
2004年，对出版界来说注定是会留下恒久印记的一年。这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唐元明作出的论断。
他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改制”的呼声如锣鼓催征，令人心动亦不免心悸（因“事”改“企”毕竟平添了诸多变数）后顾之“忧”随之而来；集团化模式有增无减，理论上的优势和实际上的弊端互不相让，争讼不已；其他诸如人才战略实施、外资如何应对、教材悬念日甚、盗版恶症扩张等等，诸般因素交相袭来，致使本年度成为业内最为“信息爆炸”、最为纷争不息、最为牵肠挂肚的一年。因此，谁不忆“猴年”？
对2004年的出版界，唐先生有自己独特的见地。他说，就“些微末节”而言，争夺战最烈、“整体性滑坡”最巨的当数助学用书。曾几何时，这是一块最丰腴的“蛋糕”，因此各类“食客”纷至沓来，占、抢、逼、围，各呈其强，多有斩获；而今年，不管专业非专业、国有民营，尽管使出了巧招、奇招、险招、绝招，终难如愿以偿，因为市场已太过饱和、杂乱，折扣亦已放到“家”了，不少人无疑是“赔钱赚吆喝”，大有悲壮意味。文学或准文学类图书，算是有几抹亮色：“长青树”作家王蒙的《青狐》依然以其睿智老到的一贯笔墨描写人生悲喜剧，首印十万，尚属可观；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陈鲁豫的《心相约》等“明星秀”，多媒体互动，市场手笔裕如，自然更是丰润；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周国平的《性情与岁月》以散文家和哲学家的身份自揭人生旅程（自不免曝些隐私、维护点什么），虽未臻人们的预期，亦属差强人意。因毕竟身处浮躁社会，何忍要人“十年磨一剑”，以望传世？姜戎的《狼图腾》似是一个异数，题材的“另类”和叙事的粗犷，使得这部定价不菲的作品卖势甚火，并引来了一片“狼嗥”（跟风之作多多），令策划出版者亦始料未及；王安忆的《桃之夭夭》、毕飞宇的《玉米青衣》等均缘于“唯美”底色而获好评，但未能引爆市场；与之相反，郭敬明、韩寒、春树、安妮宝贝等一批文坛新锐，依然风头劲吹、繁花似锦，着实赢得了两个“效益”（当然责面消息也不少，如“抄袭”等等）。人文学术类图书总体处于“敛”势，精品寥寥。杨义、陈来等中坚学人原创专著未现，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不如人们期许的那样高。最引人瞩目的，当推钱穆和余英时二位师生学者了。钱氏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学术博大精深，著作等身，辑集为《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卷，可谓洋洋大观。余氏乃钱穆执掌香港新亚书院时的高足，后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任教，学养深湛，思想犀利，著作颇丰，被海外誉为“当世的胡适之”。师生感情深笃，余一篇《犹忆风吹水上麟》可见一斑。然因历史之故，他们二人的著作此前未印成简体字版，近年其代表作始迤逦付梓于内地，反映极佳。今年由三联、广西师大、安徽教育三社集中推出多个品种，学界和书界口碑甚好。如安教版钱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卷）囊括了钱穆这位一代宗师七十年来论述中国学术思想的所有单篇论文，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堪称“老树新花”、长盛不衰之高品。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系统阐述自中唐至乾嘉一千年来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商业发展的影响，“虽是大题，而有综合，有推论，有新证，可谓得意之笔”（著名学者杨联升语）。钱余二氏以其学博识湛、壁立千纫的学术论著，为今日书界和学界所聚焦，令唐先生不能不信服那句老话：是金子，总会闪光的。
报社编辑冯威：关注问题图书
《中国新闻出版报》编辑冯威关注“问题图书”在今年的新走势。他说，像往年一样，今年也在跟问题书算账，但特点是，往年往往针对旧书，而今年一些畅销书在上市当年，就受到来自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在这一过程中，媒体越来越体现出监督功能。
比如《没有任何借口》。这本小薄册子，媒体报道说超过200万册，堪称2004年第一畅销经管书。就是这样一本书，其内容和文本真伪几乎同时受到业内外指责和怀疑―――前者指其内含的奴性教育，后者指其涉嫌造假。它以团购起家，打动的正是老板的心，在不好找工作的今天，其用心路人皆知。虽然《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及时指出这一点，但木已成舟，可惜啊。最近看到《秀州书讯》（第193期）上记载，一位读者在买书时说，嘉兴一医院，每人发一本《没有任何借口》考试，五十道选择题，九十分以上，每人发一千元。这是一条有关传闻中可以落实的史料，将来写出版史用得着的。另一方面，按照有关人士的解释，《没有任何借口》极有可能逃过作为伪书的法律制裁，但它至少在用封底上的虚假宣传诱骗读者。它对于中国畅销书业的影响是2004年留给我们的问题：市场就是一切吗？
对于一些出版人来说，回答是肯定的。《Q版语文》因对语文课本中的经典故事的戏说，近来引起大哗。据报道说，这本书卖得不错，读者大多是小孩子。这就更加引人忧虑。在小孩子学习阶段便开始接触这些小聪明的无厘头式改写，将造成基础知识的混乱；而且，《Q版语文》其中一部分解构方式是少儿不宜的。
由此想到，出版社今年嫁接名著风比较盛，以前是自娱自乐，限在一个小圈子里，限在成人圈子里面，今年大面积浮上出版水面。应该说，即使像《水煮三国》那样的好书，也对第一次接触“经典”的人会起到误导作用。因为现在读经典的青年几乎越来越少。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待这一出版风气，才会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问题图书还有不少，最近新浪网开了一个年度问题书专栏，创意可嘉。它们中大多是今年的新书，有的还是畅销书。这些问题书刚上市就受到质疑是一件好事，说明有人读书，而且细读书。现在的媒介很发达，读者和媒体的监督作用有利于书业正常良好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病了，应该有人给治病一样。目前图书上架周期都比较短，畅销书也最多是半年到一年，等旺季过了，大家也就忘了。为了让书业记住，只有及时纠错。由而而言，感谢那些为读者利益发言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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