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世纪60、70年代之前，不管是文学还是批评，我们虽不敢说它们对读者、社会乃至政治生活均产生过巨大影响，但至少不会完全无动于衷，视作“天籁远音”或痴人说梦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当前文学及其批评的这种影响缺失，在较大程度上归咎于几十年（其实在中国也就是十多年）来文学界、批评界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热衷，由此直接导致了对文学所以能打动人的内因―――美学感受的忽视和缺失。
在此，我不由得回忆起在厦门大学求学时捧读多日的两部书：伍尔夫的《普通读者》（一、二卷）（TheCommonReader,firstandsecondseries）和劳伦斯的《美国文学经典研究》（StudiesinClassicAmericanLiterature）。前面那本充满机智，后面这本满腔激情；一句话，它们都个性十足，同时又不乏锐利的批评眼光。你读着这样的评论，从不觉得作者高高在上，而是看作自己的知心朋友，引领着自己去欣赏，去感受。作者从不说教，其批评同他们的创作一样具有想像力和魅力，以此激发和培养了读者的想像力和洞察力。
但是，今天浸透着时髦理论的批评家们，他们均以学者或者思想家、哲学家自居，他们的文字不是为了提高读者的文学审美能力，其实是要培养读者成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盲从的“斗士”；因此，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文学赏析，而一般是对文学极其武断的最后审判。
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常闪耀着真知灼见火花的“我认为”在当今的批评界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甚至“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等等理论如是如是地“认为”。这就可能给文学及其批评带来以下结果：一、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理论教条化，批评者成为瞎子摸象甚至“偏执狂”，其判断往往恰如居委会的大妈，一看见有妇之夫敲女孩子的门就会有“家花不香野花香”“第三者插足”一类的概念或形象在脑子里机械打转。二、与其说对文学感兴趣，不如说对批评者自以为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感兴趣。批评充斥着晦涩难辩的新概念新名词，成为了二、三流的哲学体操，让读者望而却步。三、给批评话语设立禁区，规定了诸多的“该”与“不该”。譬如该说“文本”而不该说“作品”，该说“Canon”而不该说“Classic”等等，至于像“真实”“真理”“客观事实”这样已伴随我们半生的词汇更是坚决要从词典中剔除。若稍一犯忌或哪怕是口误就如同犯了天条，面临的将是“群起而攻之”的待遇。也许更能体现心智的感悟式批评受到普遍嘲弄，所谓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哲思性成为学术界的唯一标准。
因此，文学成为了附庸，批评成为了标签或公式。曾有人惊呼“文学被绑架了”，“西方文学已走到了尽头”，其实批评更是受到了蹂躏和糟蹋，虽然从表面上看它显得异常地威风凛凛：穿着黑袍，板起脸孔，烧起柴火，俯视众生，俨然要在自设的裁判所里做最后审判。但是，不必或不敢在此混饭吃的人们除了把当代文学与批评躲得远远的还能有其他更明智的选择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