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以崭新的人文视野，凝重的历史笔触，再现王国维“五十之年”（1877 1927）的一生及其学术业绩，确乎“传如其人”：典雅厚重，意蕴深邃，涵盖人文科学，博及经史小学，是一部具有“学术工程”意义的传记。
首先应该承认，为王国维这位被尊为一代大师的学
真是板荡见忠良，天才生于斯。我们从传记所述的以上事件中，真切地看到了云诡波谲的时代风云，国难家难频仍的世变沧桑，玉成了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促使他由清末“诸生”、寒门“布衣”，胸怀“虹梁抗日月”的高远之志，自奋新学、东渡留学，并以“兼通世界之学术”为己任，在“独学”中成就了融会中西、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与此同时，传记秉史家之忠实，既“春秋不责贤者”，又不为“尊者讳”，并尽可能征引王氏本人的诗文及相关的第一手史料，对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斥袁世凯称帝、捧张勋“复辟”，撰《颐和园词》哀清亡，充溥仪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以及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宁为“以旧名于天下”的所谓“仓圣明智大学”的“经学”教授，等等，均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从思想上深入揭示了他在帝制到共和的大变局中，追求，苦闷，矛盾，徘徊，最后在大革命激流中“自沉”而被谥为“忠悫”的悲剧性结局。
读其传，识其人，当然还应知其学。王国维“以学术为生命”，把一切奉献给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他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著名“三境界”说，在中国知识界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说到他留下的数以千万言计的浩翰学术遗产中的“大学问”，寅恪老人尝感叹，“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何况我辈后生学子？传记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娓娓而述“观堂之学”，诸如评《红楼梦》，撰《人间词话》，考宋元戏曲，尤其是创立“二重证据法”，以金甲文字破解商周古史之谜等等，既“寻”其由西而中、由文而史的“学术转向”之迹，复“望”其不同时地、不同情势下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辉煌，从而比较全面而翔实地展示了他作为新文艺理论的先导，新史学的开山和甲骨“四堂”、清华“四大师”之一的多方面建树及其世界性贡献；而他之所以驰誉中外，历久弥隆，备受一代又一代学子敬仰，则更由于其崇高的学者风范。无论应聘为北大“通讯导师”，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他成就愈高，名望愈重，愈益进精不已、笃实不欺，严于律己。师友传信，众口交誉，岂出偶然？诚如传记所述，“‘大师’、‘泰斗’决不是捧出来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以自己的学术和品行走出来的啊！”这对于我们当今的学风建设，犹未失其警示意义。
著者陈鸿祥先生在王国维研究领域内享有盛誉，他坚持以观堂之风传观堂之学，堪称王氏去世近八十年以来，第一部气势恢弘、跌荡多姿的“大传”，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学术史研究上的一项重大新成果。传中引述的王氏日记、诗文、遗著遗译和呈溥仪小朝廷的奏折等，有不少是首次披露。“板凳甘坐十年冷”，何止十年耶？从本书《后记》，我们看到陈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为此写好此传记搜访史料，做了二十余载的准备工夫。这种甘于清贫、严谨著书的精神，同样是十分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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