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才，他的诗词文所达到的造诣皆堪称“大家”，而他深入于儒、道、释三家典籍，并灵活运用于人生，使他面对种种坎坷而应付裕如。他也因此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人士大夫的行为典范，元人陈秀明辑有《东坡诗话录》，明人王世贞辑有《苏长公外纪》，清人梁廷楠辑有《东坡事类》，而明人徐长孺则将
此书版本颇多，大致有明万历十八年（1590）本，乃九卷原刊本，日本元禄二年（1689）中野伯元亦据此本翻印。又有天启元年（1621）本，乃经凌?初增订，凡十四卷，并有冯梦祯等人的评点。20世纪以来，内地、台湾和日本多有影印或排印本。九卷本的内容大多包括在十四卷本中，但前者卷九“佛印问答语录”在十四卷本中未见，其实这一内容主要是从陈继儒《问答录》（一卷，有《宝颜堂秘笈》本）中抄出（原书四十则，抄录三十一则），此外则采自一些滑稽小品如《艾子杂说》、《调谑编》等，故为凌氏删去。旧本次序凌乱处，也得到更正。一般认为，凌氏刻本乃最全最精者，因此，戴丽珠教授撰《东坡禅喜集新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版）也以此本为主写定。
此书内容，略分颂、赞、偈、铭、书后、记、序、传、文、疏、杂文、书、杂志和纪事等十四目，前十三目皆自东坡文集中辑出，最后一目则是从《冷斋夜话》、《诗话总龟》、《西湖游览志馀》等诗话笔记及他人文集中辑出东坡与佛教有关的记载，汇为一编。从文献角度而言，此书所辑资料既不稀见，也不全面。所以《四库提要》只是称赞凌氏刻印“颇工”，却认为它“无裨艺苑”。这个看法其实是出于对小品的偏见，并不公正。从此书的流传实际来看，由于东坡响亮的文名，当然也因为他美妙的文笔，此书在中日禅林中是深受欢迎的，有些人甚至将此书作为禅与佛教的入门书（参见日本长谷川泰生《东坡禅喜集の成立について》，载《禅学研究》第76号，1998年）。事实上，因为东坡文集较为浩繁，手此一册，无论是从欣赏还是研究，都使人易于把握东坡佛教文字的妙处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色。
在这里，我还要提出此书评点的价值。冯梦祯除了自己加批以外，还?录了不少他人的评论，如茅鹿门、李卓吾、陈眉公、王圣俞、钱麓屏、陶石篑等人的评语，对于我们理解东坡的佛教思想特色，颇有启迪之功。东坡思想融合三教，这在其佛教文字中亦有表现，而诸家批评往往为之明白点出。例如，卷一评《十八大阿罗汉颂》第十八尊者“名不用处，是未发时”句云：“勘儒释不二处。”卷二评《水陆法象赞》下八位“以难为易，以忧为乐。乐兼万人，祸倍众恶”云：“便是儒者恒语。”又评《金山长老宝觉师真赞》“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句云：“以儒语赞禅，头头是道。”又卷一评《十八大阿罗汉》第八尊者云：“吾有大患，为吾大身。”此以《老子》释之。卷二评《画十八大阿罗汉》第十五“是哀骀它，澹台灭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云：“此设喻颇类《庄子》。”又卷四评《梦斋铭序》云：“故自说梦，笔法遂似漆园。”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见综合三教的妙处。
东坡精通内典，佛教典籍对其创作有很大启示。特别是《楞严经》，东坡认为“其文雅丽，于书生学佛者为宜”（《跋柳闳楞严经后》）。但过去谈到这一问题，一般只能举出《赤壁赋》中“客亦知夫水与月乎”一段，以及《琴诗》之“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而此书的评点举出更多为人不注意的例证，如卷一评《鱼枕冠颂》云：“全学《楞严经》。”又评《答孔子君颂》“见物失空，空未尝灭；物去空现，亦未尝生”云：“全是《楞严》。”卷四评《法云寺钟铭》“有钟谁为撞，有撞谁撞之。三合而后鸣，闻所闻为五”云：“总自《楞严》来。”此可与其《琴诗》互参。又卷六评《大悲阁记》云：“是《楞严》‘入流无所’一段注疏，亦是‘易无思也’一段注疏。长公勘破此意，便尔玩世。”东坡精于《楞严经》，他在《书赠邵道士》中曾举“身如芭蕉”等句云：“此义出《楞严》，世未有知之者也”。因此，探究《楞严经》的宗旨、设喻、章法、句法对东坡文章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而此书的评点就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提示。
关于此书的编者徐长孺的生平，人们所知不多。长谷川氏在其文章中只是根据陈继儒、陆树声和唐文献等人的序跋，指出其字益孙，并推断他是松江、华亭一带的人。而根据我的推断，他应该是名益孙，字长孺，华亭人，是王世贞的后学，两人有较多交往。而在《?州四部稿》中多次出现的“徐孟孺”，与“长孺”也很可能是同一人。王世贞晚年喜爱苏文，有《苏长公外纪》，孟孺曾为之修订，则此书的编纂或亦受其影响。
凌氏套色印本《东坡禅喜集》的价值略如上述，但此书实不易见到。戴氏《新书》虽以此书为底本，但却删去了所有的评点。令学界高兴的是，此书作为“南京大学古籍珍本丛刊”之一，最近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照原样套色影印线装出版。
二○○四年七月十六日零点四十五分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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