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的生物化学课程并没给我留下多少激动人心的内容，印象较为深刻的倒是这门课程中老师所用的教学模型，记得在讲述蛋白质合成这一节时，老师在黑板上用一些硬纸板
刚刚读完《创世纪的第八天》一书，这是一本记述分子生物学成长的科学史读物，极其厚重，我完全被书中所描写的人与事所吸引，原来在教科书上所描写的蛋白质合成过程背后，有多少精彩动人的故事可细细品味。比如，是理论物理学家查伽夫设想有遗传密码的存在；是克里克猜测一定有tRNA的存在；是另一位不怎么出名的遗传学家猜测有模板 即mRNA 的存在，等等。当这些设想最终在实验室中得到验证，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科学是场游戏，它需要纯正的投入。对谜底的疯狂追求就是科研的不懈动力。一个不幸的事实却是，伴随着成长，我们的生活中已少有游戏。游戏的纯正定义就是超脱于功利目的去寻求谜底的解答，最先寻得答案的即为优胜者，他能获得的最好奖赏就是寻求过程中好奇心的满足以及来自同伴的赞赏。然而，在当今社会，这样的游戏品质似乎已在人间烟火的熏烤下蒸发了。一部分子生物学的创业史，却让我品尝到了这一久违的游戏精神的表达。
操纵子模型的提出者雅各布说，我们像是游戏的孩子，那就是为什么最好的科研成果是由年轻人做出的理由。雅各布本人与遗传学的相遇就是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他早年学医，理想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在读了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后，得到了一种感觉，认为遗传、核酸及细菌会是有趣的。于是，他试图进入法国的一家遗传学实验室，以便能研究这些问题。经莫诺的推荐，他找到了利沃夫，想在他的实验室工作。他接连上门7至8次，每次都告诉利沃夫，他对遗传学的希望、无知和热心，但每次利沃夫都不为所动。最后一次，那是1950年6月，还未等雅各布开口，利沃夫就激动地告诉：“你得知道，我们发现了原噬菌体的诱导 ”雅各布投入所有能想像的惊奇，暗自问自己：原噬菌体是什么东西？只听利沃夫问：“研究噬菌体会让你感兴趣吗？”雅各布结巴地说：“那正是我所期待的。”“好。那你9月1日来。”求职面试就这样通过了。雅各布下楼即转身钻进一家书店去找词典。可见进入学术的殿堂无须更多的资格证书，兴趣和一定的天份足矣。
毫无疑问，科研的动力就是被这种纯真、近乎童稚的好奇心所激发。在这一过程中，谜底本身所散发的神秘气息令科学家心向往之。对待神秘，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科学家，比如，发现DNA中碱基比例的化学家查伽夫，他欣赏科学的美丽，就是因为这种神秘性的存在，他是如此热爱这种神秘性，以至不能容忍来个兜底揭秘，令它完全消失。生物学中经久不衰的生机论恐怕就与这种情结有关。至于克里克，他之所以转向生物学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毫不在乎让光明投向长久以来被生机论所笼罩的生命圣地。也许是另一种神秘性让他激动，那就是当生命现象完全被物理、化学机制所描述时，对人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某种境界的一种陶醉。所以，当分子生物学的辉煌已成过去之后，克里克随即转向对生命现象的另一神秘王国―――神经系统―――的研究。
还有一种区别值得一提。克里克与德尔布吕克，都是以物理学家的身份转向生物学领域。对于克里克来说，他被生命现象所吸引，是因为想到生与死的界限，他要以“死”来定义“生”，亦即用物理学机制来解释生命，DNA双螺旋模型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该模型的优美即在于，互补的碱基对如此明白无误地暗示着复制机制的存在，以至结构本身就在无声地诉说着功能的过程 但对于德尔布吕克来说，却是希望通过研究生命现象来找到新的物理定律，或者说，以“活”来定义“死”，其实这也是薛定谔写作《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初衷。两者尽管殊途而同归，但后者的目标却以失败而告终。就自然现象而言，谜底的洞穿只能通过以死来定义生而达到，这就是还原方法的价值所在。分子生物学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本书书名极富寓意。《创世纪的第八天》，一看便知来自圣经故事，上帝创世是在七天中完成，第八天显然就是人的出场了。由分子生物学革命所惹出的关于基因工程的争议如今正闹得沸沸扬扬，人能不能扮演上帝之类的争论也正在深入。但本书所提供的一个信息却明白无误：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好，基因工程也好，其初衷绝对不是为了商业利润，或表现人类的控制欲望。科学家在第八天的出场，犹如一群顽皮的孩子在上帝搭就的舞台上投入一场游戏：看谁能在揭谜过程中胜出。
这绝对不是在贬抑科学。恰恰相反，游戏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摆脱了所有低级的功利趣味。就此而言，不妨将科学精神归结为游戏精神。
（《创世纪的第八天》，霍勒斯・贾德森著，李晓丹译，郑仲承校，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