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先读到的是《北方人的巴赫》，在杂志上。一个上门服务的修理工，罗伯特，拿过地质学位，当过白领，为自由当了自己的老板。马慧元写道：他粗声大嗓说：“我每次开车过山时都听巴赫。”他说巴赫的音乐能维持他精神上的健康平静，只要是巴赫，什么曲子都可以。
我查到原
无论是马慧元还是管风琴，要说认识，就跟我们认识巴赫、莫扎特一样，最多只看到过图片。人与人，没有一起做的事情，彼此看看图片也就行了。她陆续发我妙文，还给我一个网址让我当一回阿里巴巴，宝物都藏在山洞里。马慧元的文章不必硬读，哪天心情不错，既不想生事也不想躲事，可去洞中取一篇出来读读。她说：“其实巴赫的音乐也不过是些音乐而已，一些真挚、柔和而纯净的音乐，它们不是神启，而是来自工匠之巧手的艺术品，非但不容易让人冲动和狂热，而且要求人先以忍耐之心对待那些繁杂的复调。可它们为什么突然长得这么高，长成了天空和世界，成为我的心情和眼睛呢？”她的巴赫能够走入日常，可以在图书馆里听，也可开着车、做着家务听，还把中国古诗的意象嫁接过来，毫不突兀。当然，对她自己，更好的是弹着管风琴走向巴赫。那乐器我也是在图片上才见过，手指上没有触键的质感，但琴声从磁带唱片中听过一些，那是要深透一口气的声音。巴赫与管风琴，康塔塔，卡农，赋格，弥撒，那么遥远神秘的东西，因为有马慧元，跟我也多了联系。
说起来，在同龄人中，我听西方的古典音乐不算太晚。三十年前在中国正是文革时代，一切都红得苍白，从来的“禁止”都最能激发欲望。感谢老天，我在伙伴那里听了许多大师的作品，一听再听，最打动我的是贝多芬。他的抗争，他的滞重，他的平民，他的石破天惊。打动我的还有门德尔松e小调的青春的缠绵，老柴略带阴郁的绚丽，以及德彪西的空幻。不喜欢帕格尼尼的手舞足蹈，也不喜欢约翰・施特劳斯，虽然一听之下为他的弹性与流畅而欣喜，但维也纳的圆舞曲跟东亚的大革命放在一起实在太奇怪了。被我冷落的是萧邦和莫扎特，我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但没有安宁的心听不出他们的好，他们也最经不起像贼一样听。当时，我抵制巴赫。一个专业拉琴的朋友对牛弹琴地一再开导我，告诉巴哈是最好的，听到后来只有巴哈了（他从不说“巴赫”，那个“巴”的发音是阳平而不是阴平。他把帕格尼尼一直读作巴格尼尼）。我正是开始有主见的年龄，满腹狐疑地看着他。我不是没听过巴哈，还知道复调一词呢。那时候，人造之神悬在八亿颗头上，我对神圣、崇高、伟大一类说教怀有敌意。在我的教养中，也没有宗教感情宗教观念那一课，不认原罪，不知谦卑为何物。那时节看画，我宁可看列宾的伏尔加船夫而不看那些圣母圣子。读诗，爱读惠特曼而看小雪莱、拜仑。读小说，把四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自己的《圣经》，而读不完两本《安娜・卡列妮娜》。那时连对莎士比亚要不要爱也没拿定主意。我觉得，巴赫跟神是一伙的，看看周围的这一切吧，神不是瞎眼就是死了，我不信神也不信神的歌者。我宁可相信人的，像贝多芬那样的咆哮的聋子。
那些都是往事，我说说就远了。三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人爱看什么东西，爱听什么东西真是没个准。虽然在我最最心烦时候只能听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跟平常的挑选无关了。在大师们可以出来晒中国太阳之后，我先接受了莫扎特，看见他澄明的天空，再看见巴赫的森林。我也不再诽谤神了。那些苦痛，是人应该受的，与神无关。相反，那些欣喜，是神所赐。我说的神是自己心里的神，没有偶像，是“上天”的意思。
巴赫与其他人一样，只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之中，生老病死。他生育许多孩子。他的天才并非苦修而来，不用苦思冥索，他就自然而然地写下了读读目录就很累人的作品。他用一辈子建立音乐的宫殿，如不知名的大师耗用一辈子凿出卢舍那佛。他们就这样简单地安排了一生，劳作的一生。他们的神性是在日常生活中长出来的，比一切需要信徒节欲的神都清爽。于是，我们也可从日常的生活中走近他们，沾取一点恩泽。
自有音乐以来，无数人企图用文字来描述它。音乐不是文字能写出来的，就像光是画不出来的一样，只能画被光照耀的万物。我们也只能写听音乐的环境和心情，就像弹钢琴，敲的是键，发声的是弦。马慧元敲着不同的东西都能让弦发出乐音。她知道什么东西，什么人，什么事情跟巴赫有缘，跟音乐有缘。她本能一样地知道心在哪里振荡。
我的文章就写到这里吧，越说越玄离题也越远，而音乐，而马慧元，依旧不能被我写出。我说她的文字是湿润的，温厚的，疏影暗香的，还是真实的。这些词语就像画光一样无效。我换一个好点的说法：她是我心里闻乐起舞的那个清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