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与《文学评论》
1934年8月，在北平出版的双月刊《文学评论》创刊，作家李长之、杨丙辰合编。北平立达书局出版。战前北方印制书刊的北平远不如上海，而《文学评论》品相殊佳。16开本，一百六十余页，我存的创刊号还是毛边本。
“发刊词”强调了文艺理论的科学内容，及办刊
第二期还刊出了“文学评论社出版丛书预告”，计划出版《杨丙辰文学论文集》、李长之的杂感集《笑的诅咒》、季羡林的散文集《因梦集》等。后者对季羡林散文的评价，我怀疑是编者之一的李长之写的：“中国真够上散文家的，还不多见。作者的出现中国文坛，虽然是不久的事情，但他的不苟的态度，和明显的受自英国大散文家的影响，是很清楚地在那里显示着。他才是真有所谓‘风格’的散文家，并不是文字写短了就是散文家的家可比。小品文，小品文，中国可有真正的小品文么？”当然，正如刊物的寿命不长，丛书的计划亦未实现。李长之擅作当代作家的评论，可贵的是70年前他即肯定了季羡林是有风格的散文家。
刘厚生与“影剧丛刊”
1948年9月，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上海街头的报摊上，出现了一种装帧朴素的“影剧丛刊”，第一辑名《从舞台到银幕》。大32开本，有别于流行的16开本。封面是白杨战时在成都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照。刊首画页介绍的是田汉编剧的电影《丽人行》、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黄宗江编剧的《大团圆》和袁雪芬主演、鲁迅原著的《祥林嫂》。这无异宣示了刊物的进步倾向。重点文章则有本刊编委会的“代论”《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工作》、冯一代（即冯亦代）译的《莫斯科电影编剧所与苏联的电影剧本创作》和刘友瑾（即刘厚生）的《讨论生活与表演的四封无头信》。此外，张骏祥发表了《戏剧的语言问题》，及费穆的《关于梅兰芳五彩电影〈生死恨〉的通讯》、袁雪芬的《关于〈珊瑚引〉与〈祥林嫂〉的谈话》，张瑞芳的散文《甘柏正彦与“满映”》等。汪?发表了独幕剧《求仙记》；一组“笔谈小会”―――《从舞台到银幕》，执笔者是石挥、沙莉、耿震、张石流。从这个要目里可以看出，它与习见的专门吹捧“明星”的刊物大不相同。
编委会的“代论”中提出：“我们认为，影剧艺术从根须到枝叶，都必定是为人生的，为人民的。”当然，在这个大前提下，“也承认合理的企业化之做法与利益。”文中肯定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等创作的成功，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比如公式的倾向，比如精神燃烧的黯弱，以及在制作过程上的无原则的缓慢……”。对于话剧《天字第一号》和电影《十三号凶宅》的倾向则是否定的。
同年11月第二辑《好莱坞内幕》出版，编委会又写了“代论”《好莱坞的阴影与曙光》，及冯亦代的译文《好莱坞的危机》、简平的译文《好莱坞，电影帝国》、梅朵的《好莱坞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影响》。编者表示，这是针对一部分“正在抓着好莱坞的尾巴而洋洋自得”的人而发。此外，还有沈浮的导演经验谈《开麦拉是一枝笔》、陈白尘的《关于“编剧”之类》、潘子农的《温情主义者的自剖》等。刘厚生以刘孟哲笔名发表了现实题材的报告剧《小事化无》，揭露了当权者的嘴脸。
1949年2月第三辑《演员的甘苦》出版，重点文章是唐棣译卢那察尔斯基的《史丹尼剧场与革命》和陈西禾译的《论电影演员》，以及由刘厚生等主持的座谈会记录《演员的快乐与苦恼》。出席者有吴茵、魏鹤龄、张瑞芳、孙道临、张伐、白穆、高博、张雁、耿震等人。里德的独幕剧《你往哪儿逃》，借一家米店的后客堂，写了国民党崩溃前夕上海市民的困境。
以上三辑“影剧丛刊”购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时在“文革”以前，定价标明4册一元六角。当时我向店家讨第四册，回答只此三册，标价处写错了。我查《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却无“影剧丛刊”的记载。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寻觅这似有若无的第四期。不久前去协和医院，巧遇刘厚生同志，顺问他当年编“影剧丛刊”是否有第四辑？他说：“有的，改日可寄你一看。”稍后，即收到他寄来一册小本。刊名为《寻找一张地图》，是以袁俊（张骏祥）的一篇论电影的文章标题命名的。形式缩小为32开本，“影剧丛刊”又改为“影剧文丛”之四。编者也公开署名，除刘厚生外，还有张石流、石榛。编后记写于1949年4月25日，内称：“在形式上，我们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其原因读者也许会明白，挣扎以求生存，仅此而已。”刊内已无图影，亦无影剧人的工作动态，更像一本专业性的学术小刊。出版时间是1949年5月，距上海解放已近在眼前了。这一辑讨论的中心是导演工作，除了袁俊的文章，刘厚生写了《如何做业余演剧的导演》，以及其他作者多篇谈导演经验的译文。贺萍的独幕剧《茫茫无路》，反映了南京政府倒台前及南京市民的生活。厚生同志告诉我，这个丛刊是奉上海地下党文委指示编印的。他是主要负责人，具体编辑工作是张石流、王世桢等。让我异常感动的是，厚生同志自留一册复印本，却把原刊赠送给我。我愧领之余，心甚不安，因为他送我的不是平常的一本小书，而是反映他年轻时为党工作的一件珍贵纪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