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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2010-05-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阿多尼斯诗集《复数形式的单数》书影

王炎:生活在欧洲语言文化环境里,诗歌创作是否会融入西方语言的元素?作品是否

会体现出母语与西语之间的张力?在诗歌意象上,母语传统与西方艺术想象力之间的差异,是否会让作品更有原创性?

杨炼:对我来说,“欧洲”不止意味着语言,它更是一个不停进行创造性转型的文化。对于中国诗人,这是就近对比自身文化的绝佳机会。我很享受这里的区别和距离,它们激起的,与其说是排斥力,不如说是聚合力。就像我刚刚出版的英译诗集《李河谷的诗》,你可以说那是我的“伦敦诗”,但,比伦敦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个词:我的观察、感受、思考、表达,终于伦敦被包含在“我”之内。“雁叫的时候我醒着雁在/万里之外叫黑暗在一夜的漩涡中/如此清越”(《旅程》)。这里的张力,通过“雁”连接起中文古典、中文当代、欧洲特别是英语诗歌传统,但又有别于所有那些。李白哀恸的“雁引愁心去”,化为我表现主义式的冷冷的“醒”。我不用“融入”这个词。我们的中文早已是混血的。我喜欢说“自觉”,自觉激活不同美学传统,使之共同形成我作品内的深度。这样的原创性犹如混血儿,令他的父母们加倍惊喜!

不仅母语传统的想象力,甚至汉字本身的特性、中文独特的语法关系,都蕴含着太多宝藏,还远没被我们充分意识到。比如中文动词的不随人称、时态变格,使句子有种宿命式的恒定,是否已注定了我那些潜入历史“怪圈”(或压根没有“圈”)的作品?最相反的例子来自阿拉伯语。当阿拉伯译者问我:“你诗中的‘你’,该翻译成男性词还是女性词?”我吓了一跳!连英语里的“你”也没有性别呢,原来阿拉伯语里每个人称都有独特对应的动词形式!只写下动词,谁在动就清清楚楚。这语言是不是先天备好为阿多尼斯铭刻“自我”的?想到他在阿拉伯语和法语两大传统间的位置,我简直觉得这里有种命定的关联。

阿多尼斯:狭义概念的欧洲语言元素,并未进入我的创作,但我确曾受到欧洲诗歌结构元素的影响。这加深了我对阿拉伯诗学的一种认识:高妙的诗歌语言,与高妙的思想语言不可分离,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而伟大的思想也必定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

我的创作――尤其是诗歌翻译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向我揭示了阿拉伯语的特点,它是一种隐喻和想象力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法语更是一种逻辑和理性的语言。因此,我经常鼓励我的译者大胆地挑战语言,让译文的语言富有隐喻和想象力,或者说,为译文注入一点“疯狂的能量”。

东西方的人们在思想方面有可能达成一致。差异在于语言。身份体现为差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翻译表面的语言结构,而无法译出身份?不过,这是极为复杂的另一个问题了。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在法国,杨炼先生在英国,你们与当地主流文学圈有广泛的对话吗?对法国、英国诗歌创作的现状有何看法?

杨炼:我不喜欢“主流”这类说法。我在全世界都一样,只和我喜欢的诗人交往,英国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13本英译诗集(诗选),其中,观念性、实验性极强者如长诗《同心圆》,形式要求严格者如《艳诗》,这构成了诗人切磋的基础。英国有从中文古典诗歌汲取灵感的深刻传统。阿瑟・威利以译文流畅见长,更有敢想敢干的大诗人庞德,他的“意象”之说,不仅改变了整个现代英诗的语感,捎带也“发明”了当代中文诗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不过,同样普遍的是,正在创作的诗人最有活力。我和当代活跃的英国诗人如威廉姆・赫伯特、帕斯卡尔・帕蒂、罗伯特・米黑尼克、费奥娜・萨普森、波丽・克拉克、唐・帕特森等广有交流,那不是泛泛的酒肉之交,而是潜入诗歌深处的精神交往。例如,《李河谷的诗》中,一半作品由我和这些不懂中文的英国诗人共同翻译,某种意义上,翻译过程中讨论的语言、文化、生活、历史等深层内容,甚至比“译诗”更有意义!你要了解一个外语诗人,没有比坐下来、翻译几首她/他的诗更好的方式了。因此,我也通过翻译他们的作品,时时给当代英国诗歌创作“把脉”。或许你听说过“黄山诗歌节”?那是首次仅在中、英两个语种间举行的诗歌节,就为追求交流的深度。再一次,“诗人对译”是交流的地基。3000年时间里持续转型的中文诗,和空间上涵盖英国、美国、新西兰、尼日利亚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语诗直接对话。你想象得到汉语诗的声调,比较非洲口头文学的音乐性时,有多么精妙迷人吗?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和叶芝、艾略特、庞德那一代大家比,当代英语诗让我获得的满足感有限。简单地说,“小精品”不少,开创性的大作罕见。究其原因,我认为不在诗歌本身,还在思想文化根源上。这个时代,“思想危机”远甚于经济危机,而西方(姑且借用这个总称)诗人对此缺乏锥心之痛。某种意义上,大战的血腥、专制的残酷、宗教的强权,是些“可见的”灾祸。但冷战后全球系统完备的实用和虚伪,像最糟的流感,传染给每个人无力和无奈。我们有思想吗?文学有意义吗?甚至无关痛痒的“诗歌”,也能变成空话世界的无聊装饰。在“政治正确的”、“有思想的”西方,这提问来得更刺眼。归根结底,这是“人”的问题。人之不存,诗将焉附?

阿多尼斯:我不能说我真正了解英语诗歌,因为我读的只是译成法语的英诗。但是我了解法国诗歌,尤其是法国诗歌的巅峰之作。对这些法语诗,我推崇备至,我曾经、并且依然受其影响。

当今的诗歌呈现出多种风格。有些诗受美国诗歌语言的影响,注重描摹、记述日常生活,这类诗不能吸引我,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现实的再生产。还有一些诗,理性色彩很浓,也有艺术性,但不能吸引我。最后一类诗体现了空间和迁徙的诗学,富有想象力,具有口语化特征,讴歌身体及其在恋爱中的存在。我关注此类诗歌,对它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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