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杨炼在圣塞尔沃洛岛(San Servolo)朗诵诗歌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与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曾是好友，你们两人对西方和阿拉伯

　　阿多尼斯：爱德华・萨义德是我尊敬的朋友，但我并不赞同他的“东方主义”理论，因为其中颇多含混之处，并有以偏概全之嫌；他的分析尽管精彩，却也时常带有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值得我们认真商榷、探究。

然而，他的理论引发了极大震动，使得重新从根本上全面审视东方学成为必要。

杨炼：根本来说，我很反对用“东方”或“西方”这种全称来讨论问题。这同样是简单化。很容易把一个文化（一个人）的内部难题，推脱给外来因素。事实上，个性和独立是普世价值，是每个文化再生的基因（想想老子、孔子们多么坚持“自我”吧）。因此，我很赞同阿多尼斯要求的对自身文化理解的“深”，只有如此，才能找到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对后殖民理论的倾慕，犹如他们对每个“新潮”说法的追随。船没下锚，只有随波逐流，本质上是缺乏自信和评判能力。你说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中是西？或非中非西？甚至中西劣质混合？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中还是要西，而是要什么？怎么要？每个人身上都有东、西方，都是一个文化组合的“个案”，能否形成良性组合，就像20世纪初，胡适、蔡元培、陈寅恪等思想大家做过的？这，端看你自身。

王炎：后现代文学批评对文学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炼：用这“代”那“代”划分时间段，已经在以西方文化史为坐标。但问题是，“后后”之后，文学还是文学。人生和文学之间，还得有深刻的关系。“文学就是人学”，永不过时。我最不喜欢的，是“后现代”反深度的提法，那破坏了文学的根本，而使它流于恶俗的游戏。作家玩政治、玩艺术、玩市场，左右逢（财）源，唯一的天才是舞蹈的身段。可作品是骗不了人的，内容的油滑虚假、形式的粗陋低级，半目了然。靠什么“代”也无法自圆其说。我以为，中国文化转型确实堪称史诗性，那是原版的“宏大叙事”，渗透了生活的每根毛细血管。这里，“深度就是一切”。处在古今中外的“他者”之间，我们的提问，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个人为体，古今中外为用”，跨时空地组合一切思想、美学资源。在这点上，中文文学是先天反线性叙述的。但它这“共时”态度，不背离深度，恰恰抵达了深度。在一个思想遭到贬低的贫瘠时代，这，也许正是来自中文的启示。

阿多尼斯：我赞同杨炼对后现代理论的看法，我同样强调：创作不应用阶段来评判。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都应用创作来评判，而不是相反。

创作只有在开放的、不衰竭的创造力中才获得价值。为创作冠上“现代”、“后现代”之名，只能赋予其时间意义，而创作是超越作品诞生的时间的。“现代”和“后现代”只是缀饰词，其本身并非价值。有些文学虽被冠上“现代”之名却毫无价值，一些当代作品以“后现代”的名义书写，同样毫无价值。这种评论将创作简单化地分门别类，只能说明自身的简单。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是否代表了“现代”或“后现代”，而在于它是否卓越。诗歌是一种涌流，古往今来的一切作品，既各不相同，又和谐为一，最终都汇聚成创造的汪洋，宇宙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