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经济领域外,大多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基本保持‘一边倒’
奥多曾在杭州和西安生活多年,通过与中国各层人士的交流,熟知中国民众的所思所想,向西方民众展示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是他动笔写书的最大缘由。北京奥运会之前西方媒体集中报道中国的情形,他仍然记忆犹新并对报道倾向深感失望和担忧,也成为他撰写该书的主要动因之一。他谈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针对西方对中国的大量负面报道,中国民众的网络抗议和呼吁抵制行为令西方“惊讶”,也曾引起西方媒体的事后反思;而对法轮功邪教的支持更是西方媒体报道的“败笔”,令越来越知晓真相的西方民众大为失望,因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并非提出无条件保障宗教自由的概念,邪教应该得到限制和打击。
谈到媒体对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表示,在前苏联和东欧剧变中,西方媒体发挥了独特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这些地区民众相信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后者知晓如何与这些民众互动。而西方媒体在针对中国的部分报道上想发挥同样作用,却“弄巧成拙”,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曾饱受沧桑,民众不愿看到国家处于不稳定状态。
关于对人权的理解,奥多认为,联合国人权公约涉及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等两个领域,欧洲把前者内容列入公约范畴强制执行,把后者仅纳入宪章之中,但中国在后者领域取得卓越成效,对世界人权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西方媒体并未对此予以客观报道,显然具有超不出意识形态束缚的某些意图。
在谈话中,奥多说，西方媒体不遗余力地推崇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中心的“普世价值”，而忽视另一个领域权利的报道。他对此行为感到担忧。他透露,学术界观点认为,这越来越反映了西方强国欲通过发挥媒体作用来殖民世界的新趋势,值得引起关注。
奥多先生的新书观点因为没有完全符合西方舆论的“口味”,而遭到种种刁难。在经过与出版社的几次商谈修改后,才最终面世。他透露,好多内容被建议删除,现在的框架内容基本温和地符合出版要求。他对此略带疲倦和失望地称,原先出版社安排与媒体见面推荐作品的约定一次次地被推迟,而拟与“记者无疆界”的会晤也至今未果。由于这些“挫折”,他终于意识到,“鉴于意识形态因素,言论自由并未在西方社会形成应有氛围”。
(本报日内瓦4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