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一槌定音：我们要搞计算机！
在通信和计算机界，徐祖哲是个活跃人物，上世纪80年代就获得过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最早完成照片图像处理系统的人，参与过邮电、铁路、畜牧、城市、网络等应用。可他说，他在哈军工参与的没有拿到奖项的长途电话计费计算机项目，才是真正有大贡献的成果。这位半生与计算机融为一体的行家，转而把目光聚于历史深处，辨认那些消逝的面容，拼接那些破碎的传奇。
2002年一个秋光明媚的下午，年逾七旬的清华大学教授凌瑞骥接待了他。凌瑞骥曾在1956年经手创建本校计算机专业，他告诉徐祖哲，那一年清华招生，建立了全国最早的计算机专业，从上海交大和本校调整专业的35名三年级学生，在清华大学经过暑假的紧急补课和一年多的“计算机训练班”学习，1957年秋天毕业,成为“中国计算机第一班”毕业生。
1956年，为了帮助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苏联一个高级科学代表团来北京访问。周恩来注意到名单中三分之一科学家的专业是计算机、半导体等新科技。他急切召见了当时负责新中国电子、电信、广播事业的王诤和李强，专门询问计算机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听完汇报，周恩来斩钉截铁地提出：“突出规划重点，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
此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设有26位科学家组成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可计算机是个有争议的项目――在一个连国家级科学院的房屋、汽车、仪器都捉襟见肘的国家，“能不能”和“有没有条件”发展计算机？
钱学森是规划委“远景规划综合组”组长。这位有远见的科学家，举出很多事例说明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真正决定命运的，是总理的一槌定音：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我们要搞计算机！按照周恩来的要求，规划委员会将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电子学四项作为“紧急措施”写入规划。从此，中国的“计算技术”从纯科学变为“科学与产业”结合的重大项目。
要上马，第一难是关键的电子元器件极为匮乏，怎么办？只有进口。中科院计算所办公室主任何绍宗以外贸部贸易代表身份到了莫斯科，才知道这些元器件属于重要军事物资，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赶紧给国内打电话。由于时差，计算所的万永熙接到电话已是深夜。他当即要车进城，赶往外贸部长李强家。部长这时已经睡下。听说是科学院的事，立即起来听汇报。他要万永熙连夜列出所需名单，第二天拿着名单直接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开始与苏方谈判。不到一个月，研制计算机的仪器、元器件便运抵北京。
中国计算机有了“黄埔生”
经过艰苦的探寻，历史资料越来越丰富，光图片就近3000张。2006年，在纪念中国计算机创业50周年时,曾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控制中心设计负责人之一的高庆狮院士撰文说：“中国半个世纪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两位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
据考证，这个群体中有国际电子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在美国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范新弼博士、在丹麦公司多年的吴几康工程师以及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陈力为、夏培肃博士，还有先后从美国回来的黄玉珩、蒋士?、周寿宪、徐献瑜、莫根生、董铁宝、陈余年等。
华罗庚在美国时就与计算机大师冯・诺依曼相熟。回国后，他在1951年组建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时就进行了研究计算机的准备工作。第二年夏天，华罗庚开始到清华大学物色团队骨干。1953年1月3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组在中科院数学所开始工作。闵乃大任组长，夏培肃、王传英为组员。1954年元旦后，加入了吴几康、王庭梁,研究组调到钱三强为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近代所的工作，当时极度保密。60年后，徐祖哲发现了这些专家的百人合影，其中与钱三强、赵忠尧、邓稼先等核物理学家并肩而坐的也有夏培肃、吴几康、范新弼等计算机科学家。徐祖哲认定拍照时间是1955年之前。照片记录了计算机科学家与中国“两弹一星”共同起步的时光和两个领域科学家的珍贵友情。
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大楼是1953年底完工的六层钢筋水泥建筑，当时是中关村第一楼。徐祖哲前往瞻仰时，特意拍下了这座大楼西侧外墙预留的竖形长洞和牵引架。这是吊装“70万伏高气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的通道。这套设备，是赵忠尧先生1950年11月15日千辛万苦从美国带回的。徐祖哲大为感慨，当晚在博客中写道：“这个通道是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一个虚拟的纪念碑。”
1956年8月25日，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华罗庚任主任。此时，计算机科学家又转移到西苑大旅社工作。直到计算所南北两个大楼竣工，他们才扎根中关村。今天，西苑饭店专门为计算机的这段经历修建了纪念碑。
徐祖哲还找到了苏联专家和郭沫若、范长江的身影。那时，计算机事业还在别人的搀扶下蹒跚而行。后来中苏关系骤然降至冰点，苏联撤走全部专家，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放眼全国，从十万亿次、百万亿次到千万亿次，甚至万万亿次规模的大型超算中心遍地开花。而这一切，皆发轫于上世纪50年代培养的人才。
从1956年到1960年，中科院计算所与清华、北大合办的计算机、计算数学两种训练班，由夏培肃、黄玉珩负责，孙念增、徐刍等10多人讲授,四期共培训了近800位学员,他们成为中国计算机的“黄埔生”，后来大都承担重任，成为计算机界翘楚与栋梁。
为默默无闻的IT英雄们立传
计算机发展列入规划前后，科技人员开始从仿制入手研制计算机，中国科学院的主帅是华罗庚。
1957年9月，莫根生、张梓昌率队仿制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引进的图纸先送到北京广播器材厂，技术人员看后都说生产不了，几天后厂长和总工程师回复莫根生：放弃项目。当时这个厂的科技人员正铆着劲研制我国第一套黑白电视设备，不想却与计算机的“中国第一”擦肩而过。
真的没人敢接这个活？莫根生他们冥思苦想，发现与计算机最“亲近”的竟是电话交换机，于是目光转向北京有线电厂（代号738厂）,双方一拍即合。这一天是1957年9月28日。11月,738厂与计算所签订了试制合同,赶紧把工厂职工食堂停用，改为计算机车间。
同样在738厂，由吴几康、张效祥领衔研发的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4机也在生产调试，历时1年半，1959年交付使用，当年4月30日首次计算了“五一”期间天气预报。
用这两个型号的计算机，中科院计算所1959年算题82个，包括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的拱顶结构，还有5个大型水坝。738厂成了一方“圣地”，机柜和外部设备都在这里生产。738厂的任公越是主持设计师，负责104机生产。在更换电子管座时没有专用设备,进口的太贵，就用4把电烙铁、1把钳子，5个人喊着“一二三”一起上。办法很土，但很管用。
为了两个“中国第一”，科技人员几乎没有节假日，每天加班到夜里十二点以后。项目成功后，1961年部里给738厂下发5000元新产品奖。时值困难时期，他们每月工资多在几十元。但那时搞科研一直是没有奖金的，这笔奖金怎么分，着实为难。后来任务一多，大家竟然忘了，奖金至今还在账号中“潜伏”。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中科院通过天安门的游行队伍中，赫然出现了计算机的模型和大幅标语。纪录电影“新闻简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有了自己的计算机，中国人完全能够研制、运用计算机！
空军急需电子计算机，北京大学教授张世龙领导的包括当时还是学生的王选在内的师生与空军合作，1958年自行设计研制了“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朱德元帅亲自到北大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机器演示，连称“好、好”。
计算机没有高速输出设备，华东计算所的虞浦帆1962年8月设计了小型功率脉冲变压器，在中国最早成功使用汉字点阵的输出方式。
国产晶体管性能不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25岁的助教康鹏，研制了“隔离-阻塞振荡器”，解决了大问题。1965年10月10日项目成功，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为康鹏签发了0296号“发明证书”。可惜哈军工收到“发明证书”时已是“文革”前夕，证书被悄悄锁进了保险柜，至今下落不明。徐祖哲几番周折总算查到了原始档案，证实当年的“发明证书”属于“国家奖励”。（详见本报2008年2月13日“人物副刊”报道）
1964年11月，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441-B在慈云桂领导下宣告成功，后成批生产百余台，寿命最长的一台由陆载德奇迹般地不断升级改造，一直用到1991年，稳定工作37000小时。在此前后华北计算所和738厂还合作研制了121机、108乙机等，为“两弹一星”多次立功。
从1956年到1965年9月，清华、哈工大、哈军工、北航、上海交大、西军电、京工七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学生为4909人，加上北大、成电、西安交大、吉大、南大等，“文革”前中国计算机专业学生在6000人以上。加上工业口约13000人和各领域参与维护与应用的上千人，中国方阵渐次形成。上世纪60年代，计算机已进入石油、电力、冶金、电信等多个行业，解决了国计民生和国防中许多重大问题。
近七八年来，徐祖哲访问了数十位计算机泰斗级人物，收集抢救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慢慢得到了大家认可。不久前，他编写完成了《目穿长路》图册。“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历史，就是自主创新的历史，就是民族自尊、自强的历史。我的愿望，是为建立自己国家的计算机博物馆而呼吁，让更多人了解和记住这些默默无闻的IT英雄。”他说。
徐祖哲，这位半生与计算机融为一体的行家，退休后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追寻――辨认中国早期“数字英雄”的面容，拼接那些破碎的传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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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07月30日 |
| 第21期总第2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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